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关于人口和就业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中,“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提法,引起诸多人口问题专家热烈讨论,虽然这一国家战略的详细内容还不得而知,但从政策表述的务实态度来看,“十四五”期间的人口政策很可能会更加积极。
人口是分析经济问题的起点,也是经济行为的归宿,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和结构,决定着中长期的发展潜力,是经济发展前景最慢和最大的影响因素。学者研究经济问题,企业家寻找商业机会,都会把人口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曾经说,做生意要选择一个大产业和好行业,对于行业和产业的选择,他认为长期看人口、中期看结构、短期看宏观。正是基于对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判断,泰康集团选择了健康产业作为新的赛道,并且逐渐尝到了甜头。
人口结构老龄化,可能为部分行业和企业创造商机,但对经济整体来说却是不能承受之重,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储蓄率快速下降,将会加速要素红利衰竭,而创新能力又是一个需要久久为功的慢变量,如果不能尽快突破生产函数的制约,经济长期发展前景可能受到影响。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调整人口政策早已成为共识,存在争议的是以多快的速度和以什么方式调整。
拉长观察周期,人口政策调整和速度越来越快,力度也越来越大,从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到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只间隔了两年时间。统计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之后,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人口堆积”,总和生育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一些学者积极呼吁全面取消生育限制,甚至建议积极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既然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相信相关的政策内容会更加积极,执行力度也会更强,有的专家认为,实施全面三孩、更大力度的鼓励生育等政策可以预期。
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降低,是很多发达经济体都遭遇过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东亚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尤为明显,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少子化”问题,而费尽思量的应对政策却收效甚微。因此,在放开生育和鼓励生育之外,我们还需要在存量挖潜方面想更多办法,一些限制人口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政策因素当中,蕴藏着巨大的“二次红利”,单是放开城市户籍限制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一项,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
我们面临的问题当中,本身就藏着解决问题的方案,且看政策如何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