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无视总统干预 底气何来

    美联储本周举行了2018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例会。在这次政策例会之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再次加息。由于担心加息将进一步打压近期不断下跌的美国股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前接连“开炮”，试图通过总统的影响力来干预美联储决策。

    就在美联储政策例会前一天，特朗普在推特上说：“我希望美联储的人在再次犯错之前，能先读读今天《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不要让市场流动性变得比现在更差。不要再进行缩表了。感受市场，不要只看无意义的数字。祝他们好运！”

    此前一天，他还发了一条类似推特：“在美元非常强劲、几乎没有通胀，外部世界一片混乱的情况下，美联储还在考虑再一次加息，这是难以置信的。享受胜利吧！”

    由于今年美联储连续加息，特朗普自7月以来就一直公开向美联储施压。并且，资本市场跌得越狠，特朗普施加的压力就越大。特朗普11月底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甚至说：“我对当初提名鲍威尔的选择一点都不满意。”

    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特朗普上台后提名的，特朗普理所应当地认为鲍威尔应该听他的。但事实证明他错了，即便面临总统的接连“炮轰”，但美联储还是在本周的议息会议上如期加息，这是今年第4次加息，也是2015年12月启动本轮加息以来的第9次加息。

    11月底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特朗普说，他“或许”后悔提名鲍威尔为美联储主席；但当被问及在什么情况下会解雇这位央行行长时，特朗普说“我不会解雇他。”

    但问题的关键是，特朗普到底是不愿解雇鲍威尔还是不能解雇鲍威尔。从国务卿到环保局长，从司法部长到国土安全部长，在特朗普政府高官接连被他解雇之际，鲍威尔却稳如泰山。即便特朗普再不满，他也无法解雇他亲手任命的美国央行行长。

    究其原因，二战之后美国的央行制度就是这么设计的，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威胁央行的独立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回忆录里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会见他时希望他帮助劝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增加货币供应量。但弗里德曼拒绝了，并告诫总统这一做法将引发未来通胀。尼克松回答说，这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在1972年大选前确保经济发展。

    这个故事或许最生动地说明了为什么央行必须独立于政府，因为政治家总会出于短期考虑来试图影响货币政策，而这种短期获益的代价是国民经济长期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但直到1951年之前都未获得独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财政部要求美联储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帮助政府降低发债融资成本，但美联储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抵消财政开支造成的通胀压力。

    美联储和财政部矛盾公开爆发的结果是“1951年协定”，美联储由此正式独立，总统艾森豪威尔承认美联储的独立货币政策决策权，并承认财政部的行为是错误的。虽然美联储主席由总统提名国会批准，但和最高法院一样，其权力行使不听命于任何人。

    不过，独立的央行就不会犯错吗？对此，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就写道：“凡是赋予少数人如此大权力和如此多的伸缩余地，以致其错误能有如此深远影响的任何制度，都是一个坏制度。”将独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交给由少数精英组成的美联储，如何能确保美联储不犯错呢？

    所以，对美联储来说，其货币政策操作不仅要摆脱政治的影响，还要摆脱个别人的影响。在这方面，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耶伦实施了系统性的改革，通过公开联储调控目标、判断依据和决策过程，并增加和公众沟通，来增加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判能力。

    鲍威尔虽然是特朗普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但在美联储的货币决策投票中，鲍威尔也只有一票，并且法学博士出身的鲍威尔这一票如何来投，还得仰仗美联储总部200多个经济学博士的分析结论。

    因此，美联储决策的依据不是政治因素或官僚意志，而是经济数字，简单来说就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美联储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充分就业和温和通胀。目前美国失业率降至1960年代以来最低点，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同时通胀率接近于美联储的目标水平2%，因此美联储在今年最后一次会议上加息，基本符合市场和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期。

    在总统的直接重压之下，美联储依然做出了没有令市场意外的决策，这非常关键。因为这种明确的可预见性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用之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最大央行的政策决策可以高枕无忧。

    事实上，当下美国经济金融环境也给美联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充分就业情况下，要抑制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应当更快加息；但如果要逐步将通胀率抬升至2%目标值，避免损害经济复苏势头，则应更缓加息。对于这样的货币政策矛盾，即便目前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也无法给出合理的建议。独立、坚守专业主义的美联储已然驶入了未知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