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市场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丁守海

    2019年以来中国就业形势一改过去四平八稳的局面而变得扑朔迷离，调查失业率两次攀上5.3%却又很快回落。当前就业可以说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当前中国就业问题主要是局部性的，包括六个维度：从行业看，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电子通信、纺织等六大制造业、建筑、房地产、信息服务业等就业问题比较突出。从地区看，东北和京津冀地区的就业形势最为吃紧。从所有制看，民营经济遇到较大的困境，就业增长大幅放缓，就业景气度下跌。从规模看，小微企业形势低迷，就业海绵功能弱化。从就业形式看，一些双创企业倒闭使自雇佣就业人数增长乏力；严格的城市管理体制使传统形式的灵活就业人数大幅下降，新就业形态能否及时补充还需时间检验。从劳动群体看，大学生就业压力创新高，但已接近洪峰尾期；20岁-29岁青年人失业问题最严重，特别是20岁-24岁尤甚。另外就是初中学历者。

    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多重因素会冲击中国就业，其中既有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长期的趋势性因素，也有以贸易摩擦为代表的短期性因素，二者叠加交织，使就业形势的演变更加复杂。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这是短期的最大风险。贸易摩擦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非均衡的：一开始由于加征种类并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再加上加征的幅度小，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一旦美国将矛头转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并持续抬升关税，当达到一定临界点时，不排除某些行业在局部地区引发失业风险的可能性。现在最要防范的就是风险的集中释放。

    在对美出口的行业大类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九个行业要格外关注，它们占对美出口行业直接从业人员的70%以上，对这些行业来说，引发失业风险的关税加征临界幅度是略低于25%的水平。进一步的测算表明，目前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可能已触及失业风险点，这些行业有近500万人直接从事对美出口的生产。

    上述情况应加强预警，做好相关行业的风险防范工作。

    二是企业亏损在增加，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引发一些企业倒闭特别是弱质民营中小企业的倒闭，把劳动力集中抛向市场。

    三是当下的工业经营困境可能进一步传导到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对工业景气度高度敏感。而仓储物流、信息传输IT等行业不仅吸纳大量劳动力，很多还是高质量就业岗位，受冲击的不仅是就业数量还有就业质量。

    四是技术进步吞噬就业。这是一个长期因素，多项指标显示中国技术进步可能正在越过一个阈值而加速排斥劳动力，这在制造业中非常明显。

    五是不断攀升的财政压力使政府进行直接的就业干预能力受限，政府在赤字财政和就业干预之间要做出更艰难的选择。

    对于未来的中国就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首先，中国就业有足够的韧性。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即便稍慢一些的经济增速也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趋势，不太可能再出现大面积失业。在这种情形下，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与之前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失业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可能变得更平和，相应地，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这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的运行规律。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正在从数量型矛盾转向质量型矛盾。放眼未来，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失业问题，问题是就业质量不高，甚至下降。当前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低质量就业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如何提高就业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为兼顾短期就业稳定和长期就业质量，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对贸易摩擦可能诱发失业风险的局部行业、局部地区，加快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或引导措施。

    二是对汽车、手机等近期面临较大困难的行业要研究专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不是孤立的，要结合产业政策、消费政策、税收政策、交管政策等进行。

    三是要重视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从多个维度为企业减负，扶持政策应结合就业目标进行。

    四是适当放宽对地摊经济夜间经济的限制，扩大灵活就业的生存空间。

    五是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矫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通过就业补贴等工具引导企业的用工行为，同时，要更关注青年失业群体的就业引导。

    六是继续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用好专项债等工具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但也要兼顾赤字财政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在赤字财政和就业目标之间不能偏废。

    七是重构未来的就业政策体系，积极就业政策要更加积极，目标从充分就业转向高质量的充分就业，为提高就业质量做准备；消极就业政策要更完善，进一步健全社会安全网，做好托底准备，防患于未然。（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