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 ——明年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

    ■刘元春 刘晓光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中国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一、2019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二、世界结构的裂变决定了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但是，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中美冲突在其他领域的展开也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更加复杂。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下降、人民币汇率承压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

    三、2019年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这决定了2019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

    四、问题倒逼改革！2019年将在开放、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倒逼下，全面开启新一轮全面改革开放浪潮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重构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信心。

    五、2018年各类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提前释放了悲观情绪，自三季度以来“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在短期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宏观经济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场主体预期的要好。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测如下：

    1、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6%，较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降至3.1%，名义GDP增速为9.8%，较2017年大幅回落1.4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2、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预计全年增速为5.9%。消费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一、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一是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标志着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进入裂变期，大国之间的博弈进入冲突期，这需要我们进行国际战略调整和重构。二是，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和中国改革的新窗口期决定了中国新常态全面步入了新阶段，必须全面开启第二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

    二、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中要以自由主义对抗新保护主义、用多边和双边主义对抗孤立主义、用新合作对抗新冷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三、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要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三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

    2019年“六稳”工作的核心在于“稳预期”，“稳预期”的核心在于“稳信心”，必须认识到“稳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不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市场情绪进行简单的宽松或定向性的帮扶，而在于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在于我们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了真正的改革，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公平竞争环境。“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取6.3%左右的下限区间较为适宜。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

    （注：本文节选自《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题目系编者所加。该《报告》是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集体讨论的产物，执笔人为：刘元春、刘晓光。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晓光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