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动大银行服务重心趋势性下沉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是国务院部署一季度经济工作的三项重点任务之一。笔者认为，加快下沉大银行服务重心并形成趋势性力量，是完成好这一任务的关键手段、主导路径和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适应经济快速发展、转型升级需要，得到持续优化。但是，因为多种原因，存在“堵”与“虚”的问题。一方面，货币资金从央行到金融机构再到实体企业的循环过程中，过多滞留在中间环节，难以进入实体企业。另一方面，在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堵”的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结构性调整和精准性治理力度，尤其是对特定领域，如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传导效能提出专门要求。然而，货币资金虽然能够流进实体企业，但仍与逆周期调控要求产生偏差。比如，一部分实体企业从过去难以获取资金到当下虽然可以取得资金，但融资成本（主要表现为隐性）则整体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虚化”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应。

    这种状态，与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不够存在较大关联。我国大银行资产和负债占全部金融总量的60%以上，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承载者，决定和主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方向和格局。我国大银行主要是在服务大产业、大行业和大企业中成长起来的，其服务重心下沉存在固有的、历史的局限性，无论服务领域还是服务手段，既缺少“下沉”的过程性机会和锤炼性空间，又缺少“下沉”的环境性压力和机制性动力。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的手段方式、路径模式和管理选择上，自觉适应、快速改变做得不够，并带来部分领域、环节行为选择的迷茫。比如，面对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资金支持力度的政策性管理要求时，一些大银行常常只能通过被动方式来应对。这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堵”与“虚”的主导因素。

    下沉大银行服务重心，对改善和改变这种状态起着决定性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是一个由单个要素构成和决定的简单化过程，它是一个复合的“组合体”和动态的“变化体”，其每一个单元与主体都存在承载传导效应的再选择问题，需要体现总体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协调，环节中各个单元之间的协调、以及总体过程与单元环节的融合。只有大银行服务重心真正做到下沉，上述“协调”与“融合”才会形成引领性与决定性的力量。比如，降低市场融资综合性成本，如果大银行不能从负债（存款）端实行价格的整体性、趋势性、结构性下降的话，就不大可能出现全部金融生态中资产（贷款）端价格（融资成本）的松动。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大银行服务重心要下沉。而且这一“下沉”既要“加快”还要形成“趋势性力量”。所谓加快，就是在平衡各项改革、经营、管理和风险防范关系基础上，把服务重心下沉真正摆上议事日程，增强紧迫感，选准突破口，盯住薄弱点，分层分类推进，持续深化实践。所谓形成趋势性力量，就是在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和体制创新中，切实解决好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中的基础性问题、交织性问题和机制性问题，形成服务重心下沉的集合性力量与互促性动力。服务重心下沉绝不是服务对象与范围的简单化扩展，绝不是业务手段与方式的重复式延伸，而是金融机构经营理念、管理品质、合作方式、结构类别和盈利模式等方面的根本性改变。

    提高大银行全部资产的“有机构成”，是服务重心下沉的基础性目标和根本性保障。下沉服务重心，从外在形式上讲，就是要增加货币资金融合实体企业的黏性，从内在本质上讲，就是要增多全部金融资产中直接关联实体企业的资金比重。只有金融资产的有机构成越高，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的基础才会越好，机会和空间才会越多，积累的趋势性力量才会越大。近年来，我国金融生态中，增加的交易环节和交易产品，有的并不依据实体企业的需求产生，形成资金脱实向虚现象。因此，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要整体改善甚至改变这种状态，凡是不能直接与实体企业融资需求相联系的金融环节与产品，应全面清理、分类压缩。金融机构的全部业务活动应建立在服务实体企业基础上，只有在融资服务中实体企业属性体现得越明显，金融服务重心的下沉才会越坚实。

    优化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中的分层分类工作，需要处理好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处理好发挥自身主导与带动引导中小银行作用的关系。要利用网络资源优势、客户基础优势、风险管控优势和综合经营优势，加快对过去深入不够、下沉不够的领域取得突破性发展。正确处理业务过程中的规模效应与集合效应关系，在经营模式、盈利模式上，适应更小更多的服务对象，从服务对象的变化中，不断夯实服务重心下沉的过程质量。要做好与中小银行的合作，借鉴、吸收放大中小银行好的做法。同时，动态约束金融机构之间的各类合作，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丰富性、多层性、灵活性与体现货币政策效果的一致性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