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锐 ○编辑 孙放
自2015年快鹿集团曲线入主后,神开股份便进入了“多事之秋”:从快鹿集团涉嫌集资诈骗、持股被司法冻结,到其与君隆资产的股权转让履行纠纷,再到现任大股东映业文化与上市公司管理层之间的“明争暗斗”,桩桩件件都在将神开股份推向资本乱局。
据最新动态,映业文化联合神开股份原董事长顾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罢免李芳英等6名神开股份现任董事、监事并选举新的董监事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定于8月30日召开,最终结果或将决定神开股份未来走向。在此当口,代表神开股份员工利益的公司工会也于日前发声,从自身角度表达对整个“夺权事件”的看法。
罢免理由能否服众
“针对映业文化阵营此前所言所行,我们工会已于日前向监管部门递交了举报信,以期最大程度保护神开股份广大员工的利益。”神开股份工会主席蒋赣洪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映业文化阵营前期表述进行了驳斥。
记者注意到,在映业文化向神开股份管理层发起“夺权攻势”的同时,作为公司创始人的顾正、袁建新也在今年6月14日向上市公司发函,称神开股份董事李芳英、顾承宇及独立董事孙大建、金炳荣不但怠于履行相关义务,而且联合操纵董事会恶意控制公司,侵犯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应予以罢免。在相关临时提案被公司董事会“拦下”后,顾正又联合映业文化于7月初再次提出罢免案,矛头同样指向李芳英、顾承宇等人。
“他们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对现任董事会、经营班子以及全体员工所做努力和成绩的全盘否定,完全不顾近年来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克服重重困难、使企业发展不断向好的客观事实。”蒋赣洪称,自2015年快鹿集团入主神开股份后,随着其涉嫌集资诈骗案发,加之石油行业陷入低迷,导致神开股份人心涣散,人员流失,公司2016年也陷入经营低谷。但在经历巨大波折后,神开股份逐渐回归正轨,业绩正在稳步回升,2017年实现扭亏。这与公司董监事会的勤勉尽职是分不开的。“面对这一事实,映业文化所述的‘怠于履行相关义务’等罢免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作为神开股份老员工中的代表,蒋赣洪告诉记者,公司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围绕石油工程装备、测控仪器仪表及工具、油品分析仪器仪表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已然发展成为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及影响力的石油装备制造生产企业,并获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客户希望用好神开的产品,希望得到神开的服务,这是他们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保障。然而,公司如今却面临管理层被大面积罢免的预期,如若成真,则将严重影响客户对神开的信心,外界也会对神开能不能持续稳健经营产生质疑,从而影响全体员工的切身利益。”据蒋赣洪介绍,映业文化阵营提出的罢免提案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公司现任管理层,目前广大员工也很焦虑,担心一旦核心管理层被罢免,企业及员工未来难免受到一系列负面影响。
“员工最直接的焦虑便是,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映业文化及其控制人似乎并不具有很强的产业布局和资本实力,担心其会不会像一些资本玩家那样只在乎相关炒作而不在乎实业经营,从而将神开股份拉入脱实向虚的经营泥潭。”蒋赣洪说。
所获表决权是否有瑕疵
除映业文化阵营相关罢免提案所带来的一系列潜在影响外,其所获委托表决权是否有瑕疵也是神开股份工会的关注点之一。
据披露,映业文化今年2月与业祥投资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业祥投资将其所持神开股份13.07%股份对应的全部股东表决权、董事提名权等权利(除收益权外)全权委托授权给映业文化代为行使。由此,映业文化可实际支配神开股份表决权的股权比例达到了18.70%(此后又有增持)。
进一步来看,在本次表决权委托过程中,委托人业祥投资的唯一股东为君隆资产(君隆资产经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朱子孝、朱挺二人)。但追溯过往,君隆资产在2016年7月与快鹿集团签署协议,拟出价10亿元收购业祥投资100%股权。然而,在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君隆资产至付款期限届满仅支付了4900万元,剩余交易对价并未支付。基于此,快鹿集团已就其与君隆资产的股权转让事项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但至今仍未有定论。
在蒋赣洪看来,如果快鹿集团是用涉嫌集资诈骗得来的资金通过业祥投资持有神开股份股权,那么,快鹿集团也不应算作该股份的真正持有人。
“如果快鹿所用资金源于集资诈骗所得,那么相关股份的真正持有人是不是可以认定为受骗的老百姓?因为这些资金是受骗者的血汗钱。更何况快鹿当时将业祥投资100%股权转让给君隆资产也存在违规行为,即在12个月的收购禁售期内转让股权,并因此被监管部门出具了警示函。加之君隆资产并未全额支付交易款,且其与快鹿的股权转让仍处于司法纠纷中。在上述多重背景下,君隆资产前期将其控制的业祥投资所持神开股份13.07%的表决权委托给映业文化行使,是否具有法律瑕疵和不确定性隐患呢?”蒋赣洪反问道。
对此,有律师指出,在法律层面上持股冻结或被查封只限制转让,并不影响表决权的行使。但神开股份案例太过复杂,应整体进行判断。“因为中间经历的转移环节太多,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权利的传递就会中断,从而对相应表决权的判断就会失去依据。唯有逐个环节都查实确认后,才具有相关判断的条件。”该律师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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