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进一步完善公司法 统一制定对外投资法

    本报两会报道组 吴晓璐

    “公司法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特别是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去年12月份，中国人大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公司法二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吕红兵建议，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优化。

    进一步完善公司法

    强化操作性、全面性

    吕红兵表示，总体而言，“公司法二审稿”增添了许多新内容，但在协调性、操作性、逻辑性、全面性等方面还应进一步完善。

    首先，更加强调协调性。如加强与民法典相关规定的协调。

    其次，更加关注操作性。如公司法二审稿第8条规定“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吕红兵认为，“办事机构”的用法虽然通俗但比较宽泛，《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使用了“经营场所”，故可调整为“公司以其主要经营场所所在地为住所”。同时，增加“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向公司登记住所送达文书的，发生送达效力”的内容。

    “从实践中来看，很多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和实际经营地不一致，常发生难以送达的情况，进而影响相关主体及时主张法律权利。将公司登记住所作为具有法定送达效力的地址，可以使当事人有稳定预期，并节约司法资源。”吕红兵表示。

    再次，更加注重逻辑性。如公司法二审稿第12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第83条也规定：“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也可以不设监事。”

    “从法律逻辑上而言，监事会及监事的权力来源于股东会，而审计委员会则属于董事会内设机构，两者权力来源不同、产生程序各异、机构级别有差，不宜相互替代。而且，这样对职工以出任监事的方式行使民主管理职责，对公司特别是对董事、经理实施监督是一种弱化。”吕红兵建议，在强化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应有的效率原则的同时，更应兼顾企业作为基层组织注重民主原则的重要性。

    最后，更加强化全面性。例如公司法二审稿第25条规定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吕红兵表示，监事会作为公司“三会”之一，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依法行使检查公司财务；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交执行职务的报告等诸多重要职权，其会议决议同样存在无效的可能。故应与股东会、董事会的规定相统一，明确“监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制定对外投资法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克服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我国对外投资平稳发展，稳中有进，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9853.7亿元人民币，增长5.2%（折合1465亿美元，增长0.9%）。

    “这是继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首次位居全球第一、2021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位列全球前三后，再次取得的难能可贵的成绩。”吕红兵表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目前，我国尚未就对外直接投资制定单独的法律。”吕红兵表示，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来看，一方面，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与外资投资中国的规模基本相当，而针对后者我国已出台外商投资法；另一方面，作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已于2016年颁布对外贸易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确还需要一部对外投资法。

    对此，吕红兵建议，总结、梳理、整合我国已经出台的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相关法律规范，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提炼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统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投资法》。通过此法律，确立鼓励、引导、规范、保护的基本原则，强化服务性与保障性，明确主管机构及其职责、相关权限划分，规定监管原则、基本程序，定性投资主体、投资形式，作出产业规范与引领，提出企业合规要求，强化海外国有资产监管，健全金融、外汇、保险、税收、基金以及人才保障支持措施，完善信息、评级、智库、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等服务举措，界定争议解决方式及司法保障，明确域外适用与管辖。

    “以此部法律作为我国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基本法，总揽全局形成并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实际、体例科学、内容完整、协调一致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发挥法治在推进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吕红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