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技创新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直陈心语】

    中国过去依靠政府主导的高投入、高出口、高耗能、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再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当前我国和平发展面临复杂环境挑战，全球各地矛盾冲突不断。在此背景下，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科技创新能成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陈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未来很有可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部分国家（地区）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停滞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经济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具有普遍性。

    已有研究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1）发展战略失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选择适当的产业结构。（2）“制度高墙”——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是造成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3）金融危机。（4）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导致社会阶层固化，不利于弱势群体投资于人力资本，不利于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增长。（5）产业结构升级问题。

    尽管上述各种因素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但从长远来看，科技创新才是推动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其自主研发能力，这也决定了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其他各种因素需要通过影响科技进步，才能对经济产生持续影响。比如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激励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大，并不是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而是“分好蛋糕”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科技进步主要体现为知识和人力资本（资源）的积累，从而为研发和创新提供了可能。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科技进步还可以通过引进来实现。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过粗放型投资和引进技术，吸纳剩余劳动力，可以实现技术进步，促进经济较快增长。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国内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化，不仅经济增长的动力日益依赖技术进步，而且引进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小。在高技术领域，技术垄断性更强，保密措施更严格，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日趋严重，这时技术进步必须主要依靠自主研发，原创性技术的作用日益重要。

    从技术引进向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的转变并不容易，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方面存在瓶颈。与技术引进相比，自主研发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包括大量研发经费和高质量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是因为长期依赖技术引进，缺乏自主研发，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索罗模型可用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模型给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启示是：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低下，这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体现为人均资本较低。在前期，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体现为人均资本、产量不断提高的过程，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现实中则表现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与资本相结合，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不断提高。

    如果技术水平不变，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的提高是有极限的，最后分别稳定在均衡点，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滑入了某种陷阱。但如果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定状态也会相应得到提高。可见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会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这说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均GNI继续提高的关键。

    从国际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经验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技术实现赶超，但随着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引进的难度和成本也越高，关键核心技术的引进很少有转让路径，因此加强自主创新，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能。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在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相近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技术创新产出高的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更高。我们用居民专利申请量来衡量创新能力，通过对比韩国和泰国，我们发现，虽然两国居民专利申请量自1980年以来都有明显增长，但韩国遥遥领先，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对比不同收入分组的居民专利申请量可以发现，高收入组国家的专利申请量则有明显的优势，考虑到技术创新领域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特性和良性循环特征，自主创新越好的国家越能促进发明创造。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来实现赶超，需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高代价。政府除了保护知识产权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外，在基础领域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中也需要发挥重要作用。2000年韩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3%，比同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泰国高出1.88%，至2020年韩国已经达到4.81%，比泰国高出3.67%。在欧洲，俄罗斯在2020年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1.10%，是同期的乌克兰的2倍多。在南美洲，智利在2020年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0.34%，高于同期的哥伦比亚。可见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都需要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关键，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还需要遵循产业发展一般规律，适应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挥国家的比较优势，在合适的时机培育出新的主导产业。在大国经济发展历史中，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一般规律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以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例，高收入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低，且在持续降低，主要是因为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中高收入组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中低收入组也有类似特征，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中高收入组，但高于高收入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是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在产业结构变化上的显著特征。以韩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为例，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型，抓住了美日等国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利时机，积极吸引外资、技术和设备，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20世纪70年代后，产业开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产业结构走向高端化，基本完成工业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科技立国”口号，将产业发展方向转向科技创新，扩大科技投资规模，提升科技产品的出口份额，于90年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1世纪以来，韩国始终坚持科技立国、产业兴国的策略，“汉江奇迹”持续至今。而战后初期一些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战略，就未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反而依赖农产品和能源出口，产业政策调整未能适应国际分工变化，陷入产业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阿根廷2013年就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人均GNI始终在高收入门槛值附近徘徊，这与其产业结构升级失败有很大关系。

    第三，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自主创新需要人才，产业结构升级也离不开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相比发达国家，人口红利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优势，但人口红利是阶段性的，并最终会消失。在人口红利消失之时，人力资本因素就显得更加重要。人口的数量红利能否转化为质量红利，是自主创新和产业机构升级的关键。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中，“亚洲四小龙”一直排名前列，2017-2020年占据前四，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为他们的经济腾飞储备了高质量人力资源，是他们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970年代远低于高收入组，与中高收入组相当；到1996年，韩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中国香港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约是中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的2倍。到2020年，中国香港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同期韩国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则明显高于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人力资本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相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表现出“人口红利断层”，人力资本水平不足以支持其自主创新发展，导致高端产业的竞争力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低端产业又被迫与其他成本更低的经济体竞争，同样缺乏竞争优势。

    第四，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能够抓住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并合理设置关税壁垒和适度使用补贴政策保护和支持本国产业的发展。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后，这些国家通常能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保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经济开放程度更高。“东亚奇迹”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对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和对外投资等更为开放，既促进国内竞争，又实现出口与产业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形成经济高质量增长。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与多个经济体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海外市场得到极大拓展，贸易参与度不断提高，商品贸易比例从1970年的25.33%上升到2020年的52.47%，韩国商品贸易比例1970年为31.32%，至2020年增加到59.84%。除新加坡、保加利亚等商品贸易占比本身非常高的国家外，多数国家的商品贸易占比随着全球化的进步而上升，随着近几年全球化的倒退而下降。

    中国过去依靠政府主导的高投入、高出口、高耗能、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再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当前我国和平发展面临复杂环境挑战，全球各地矛盾冲突不断。在此背景下，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科技创新能成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面对新形势，我们要推动科技结构升级，激发创新活力，释放创新潜力，以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系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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