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进入新发展阶段，伴随着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地相应调整。目前而言，最重要的调整发生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2021年开始，中国将迈入“十四五”时期，亦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将影响新的一年，面对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经济工作布局将发生哪些重大变化？如何理解“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保企业”有哪些重要意义？就以上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

    “经济安全”是“十四五”时期的关键词

    《21世纪》：“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布局将发生哪些重大变化？

    高培勇：从“十三五”阶段开始，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经济工作的主线。进入“十四五”时期，这两点依然不变。但进入新发展阶段，伴随着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地相应调整。目前而言，最重要的调整发生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

    把“十三五”的发展理念全部照搬到“十四五”，这显然是不对的。但也要避免只讲构建新发展格局，而不讲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高质量发展，目前的讨论已较充分。告别高速增长，凸显高质量发展，这是其核心内容。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特别注意它所取代的是需求管理，更多是强调从供给侧、从结构上通过改革来实施宏观管理。

    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解，也不应流于表面。实际上，其背后的逻辑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十四五”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发展过程中绷紧安全这根弦。也就是说，现在要的发展是安全发展，而不是无条件的发展。因此，迈入新发展阶段，安全发展是一个要高度警醒的关键词。正如一架天平，我们要在发展的另一侧加上安全的砝码，要在平衡中走出一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道路。

    “安全”的基础是“保企业”

    《21世纪》：如何把握经济安全的内涵？

    高培勇：经济安全是一个大题目，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虽然这些安全处于不同层面，基础环节却是企业安全。包括最重要的财政安全，其实也依赖于企业安全。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也是维护国民经济安全的核心所在。保民生就要保就业，保就业又依赖于企业。因此，在指导思想上首先要树立企业安全是最基础的环节。近年以来，中央围绕着企业的发展和安全问题，实际上一直在努力。无论是减税降费还是“放管服”，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早已向企业这个基础环节转移。围绕企业，特别是围绕制造业而转，围绕中小企业而转。包括最近不断出台的宏观政策，体制方面的改革大量在强调怎么把企业发展好，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企业身上。

    疫情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

    《21世纪》：面对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看待2021年宏观调控操作？

    高培勇：当前一个基本共识是，疫情冲击之下，我们实行的是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安排，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宽松的。但在疫情之初，制定宏观调控还是考虑到了可能存在大水漫灌的副作用。因此，疫情时期的宏观调控操作，特别要强调“挤牙膏”的概念。换言之，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多大剂量就拿出多大剂量，这一过程中一定要保持高度警醒。

    2020年年初，我们给经济做出的诊断叫作“体制性、周期性、结构性的矛盾相互交织”。到2020年两会的时候在后面加了一句，“叠加疫情冲击”。疫情冲击使得宏观扩张性操作添加剂量，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六保”“六稳”的政策。不过到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和疫情最严峻的时候相比，疫情防控走向常态化管理。前三个层面的矛盾是相对长期的，跨越到2021年最可能发生变化的是疫情因素。

    目前就全球范围而言，疫情冲击依然存在，但在中国已经演变成常态化防控，疫情因素不像过去那样集中凸显，因此有些方面的政策就要调整。对此我的判断是，要暂且剥离疫情因素重新考虑。凡是和疫情紧密挂钩的政策措施，都需要重新评估。比如财政领域，抗疫特别国债还要不要发，财政赤字是否要回调，都取决于我们对疫情变化的认识。因为这些举措都是疫情冲击下的特殊安排，不是常规之举。

    所以，2021年宏观安排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待疫情对经济运行形成的冲击程度。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就变成如何退、退多少的问题。可以说，从2020年的扩张水平上退出是必然的，退多少则需要考量，完全回到正常轨道上恐怕不行，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在2020年超历史规模的基础上作适当回调。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提升供给体系，尤其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高培勇：我倾向于在“双循环”后面加上一句话，叫“内为主”。过去不是没有“双循环”，只是现在强调以内循环为主，战略基点就发生了新的变化。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内循环”。但如何加强“内循环”，我认为唯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内循环”的主线索。

    扩大内需不能仅着眼于总量，而要延伸为质，延伸至结构。第一，进入新时代之后，人民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追求美好生活代替了单纯的物质生活。而美好生活更多的强调是“好”，强调“适销对路”，这只能通过结构性调整来实现。第二，现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更多是强调结构问题。不能说强调内循环和扩大内需，就一下子回到高速增长阶段去。所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在强调，高质量发展，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实际上，扩大内需早在2008年就提出来了，但那个时候的扩大内需和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区别。具体表现为：过去提倡扩需求，现在更多强调供给；过去更多强调总量，现在更多着眼于结构；过去更多通过政策调整，现在则通过制度性变革的办法做长期稳定的安排。换言之，我们这一阶段的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根本落脚点还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