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安然度过退潮期

    乔新生

    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全年完成6%的总体增长目标没有困难。然而，一些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到了极限，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低于6%，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将出现严重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出现严重失速的现象。

    不能说这些学者杞人忧天，因为近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增长速度放缓的区间内。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意味着就业岗位减少。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无法解决就业问题，那么，整个社会一定会出现混乱。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是中央决策既定的目标。

    笔者曾经多次呼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问题，正当其时。首先，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究竟在哪里。我国一些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出现严重亏损的现象，无论是中国石油还是中国铁路都面临巨额负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我国在粗放式发展过程中忽视了成本因素，单位生产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不加大我国国有企业成本改革的力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革新挖潜，通过压缩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幅度降低我国国有企业商品服务价格，那么，我国国有企业亏损的局面将持续下去，我国市场经济一定会被彻底扭曲。

    建议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价格小组，针对国有企业亏损问题，清仓核资，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成本进行仔细分析，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如果国有企业不通过精兵简政，压缩管理成本，减少交易成本，那么，国有企业亏损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

    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命脉，国有企业的价格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国有企业价格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国有企业的盈利问题。如果国有企业的盈利掩盖了国有企业不合理的成本，中央政府应当采取果断措施，在确保国有企业盈利增加的情况下，大幅度削减国有企业的成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基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大幅度降低，才能确保我国工业经济和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

    其次，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税收体系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要把一些没有经过实践证明可靠的东西当作是规律加以对待。大规模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企业轻装上阵，提高竞争能力，但是，如果普遍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至少在国内市场上企业的竞争能力并不会实质性改变。所以，在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问题上必须寻求社会共识，但与此同时，必须实事求是，研究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与企业扩大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税收制度和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完全不同。中国的税收制度是生产性的税收制度，同时也是间接税收体系。中国税收制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企业承担80%以上的税收负担，而个人承担10%到20%的税收负担。虽然个人承担的税收比例逐年上涨，但是从总体来看，中国企业仍然承受绝大部分税收负担。因此，如果把中国企业的税负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税负简单类比，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中国企业税收负担相对较重，但中国企业商品和服务价格包含税收的因素。中国企业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已经包含税收成本，因此，中国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与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相比较高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各国税收制度不同，但在中西方商品或者服务价格比较过程中仍然有迹可寻。实行消费税的国家，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同时，需要缴纳消费税。缴纳的消费税和购买商品的价格加在一起，大体上可以看出消费者消费的总成本。从整体来说，日用消费品领域，美国等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日用消费品价格仍然低于中国。如果因此把中国日用消费品价格相对较高归咎于中国的税收制度，难免会以偏概全。

    第三，影响中国商品服务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除了房地产、税收、劳动力价格上涨之外，科学技术投入也是重要的因素。随着消费升级，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走入千家万户，电子产品中核心的零部件都包含知识产权。由于知识产权价格不断上涨，从而导致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普通消费者使用的移动终端设备芯片和操作系统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美国高通公司以及美国其他芯片制造企业向中国出口移动终端设备的芯片获取巨额的利益，而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只不过是特殊加工企业而已。中国的许多移动终端设备生产企业虽然表面上有自己的品牌，但是，他们依靠自己品牌难以获得知识产权利润，他们只不过是来料加工装配或者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芯片产品批发商而已。

    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科技创新因素。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采取外延式发展模式，关键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手中，因此，中国日用消费品销量的增长并没有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相反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依靠知识产权交易从中国市场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而中国消费者则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已经意识到科技创新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方面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实施严格的宏观调控政策，另一方面通过税收调节机制，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国务院已经出台一系列文件，明确规定如果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将企业利润用于技术改造，可以减少增值税负担。国务院制定的增值税扣除政策，就是要鼓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依靠科技创新掌握核心技术，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总而言之，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如果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因素，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那么，中国仍然会回到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上去。

    每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总有一些经济学者鼓吹中国应当发展房地产业，拉动城市经济的增长；每当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总是习惯于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确保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如果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解决中国价格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产品服务价格，高度重视税收制度改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逐步解决过渡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那么，要素投入强刺激可以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一定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

    中央之所以提出加快供给侧改革的力度，就是要通过革新挖潜，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国有企业商品服务价格，通过科技创新，培育新的产业，发现新的动能，减少企业成本，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不是问题，关键是要上下联动，彻底解决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路径依赖问题，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投入有一定的周期，如果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盲目追求速度，那么，必然会导致科技创新出现严重的“泡沫化”或者虚假现象。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科技创新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科技创新必须量力而行。只有依靠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