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加快挖掘新增长潜能 中国仍有5年-10年中速增长潜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我就目前的宏观经济中大家关注的问题做一些讨论。

    大的经济形势大家都是清楚的，因为年初的时候基本摆脱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经济进入了正常的轨道，一季度还是不错的。二季度预期不稳，内需不足的问题也显示出来了，三季度包括10月份的数据出来了，还可以，所以全年实现年初制定的5%左右的目标，现在应该是5%以上了。今年即使增长了，但是去年的增速是3%，两年平均也就是4%左右。疫情的前两年平均是5.15%，这两年平均4%是低于5.1%的，也低于学术界认为的强增长率是5%-5.1%。

    有人预测了一下明年说5%，这要放在几年前增速增长5%很多人认为是低了，疫情前大家讨论要不要保6%，5%现在来看明年打一个相当大的问号。

    我们回头看一看中国经济总体上大的背景是高速的增速，或者我们通常讲的由高速的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这个图讲的是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出现一个高点以后，到现在整个是一个减速的过程，也就是增长阶段转换的过程。

    但是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经济起起伏伏，有时候需求不足，速度有所回落。我们过去30、40年有几个大的增长驱动力量就是基建、房地产、出口，尽管它还在减速，但是你抓一抓还管用。比如房地产，房地产有些地方也在回落，但是把政策放宽一点儿，把利率放低一点儿，框架放得松一点儿，房地产马上就反弹。但这次也反弹了，反弹了一两天，还继续往下降。基建投资大家注意看最新的数据，已经到了2%左右，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实际上中国的基建投资很大一块是透支的，可持续性是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过去十几年经济转型期，老办法不太管用了，但是新办法是什么看得不太清楚，还在探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最近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状况比较相似。我这个地方有一张图，看看日本，日本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9%的增速。70年代初期日本遇到石油危机，70年代、80年代是中速增长期，大概4%左右。90年代初以后开始进入了所谓低速增长期，大概也就是1%、2%，甚至是零增长、负增长。所以，日本基本上是经历了三个增长阶段。

    从中国目前来讲，我们尽管和日本90年代初的情况有些相似，但是整体上来讲差别还比较大，不能混为一谈。日本在90年代初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所谓低速增长期，中国目前还在中速增长期，如果我们一定要和日本进行比较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有5-10年中速增长的潜力。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处在发达国家的前列，一度是超过美国的。但是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大概今年算下来也就是1.3万美元，用现价美元计算，我们现在确定了一个目标是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3.5-4万美元，我们大概还有增长2万美元左右的潜力，也就是增长将近2倍的潜力。美国的人均GDP现在是7.6万美元，我们跟他们的差距更大。

    日本90年代陷入了低速增长，主要是结构性潜能下降，缺少新增长点。最近有一个词很流行，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做辜朝明，他说日本当年企业有点儿钱都用来还债了，没有钱投资，引起了经济衰退。我觉得日本当时的情况是缺少新的增长点，资产负债表只是一个表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倒因为果。

    中国目前要走出困难局面，关键还是要加快发掘新的增长潜能，前提是对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新的特点要有所认识。从需求端来讲，重要的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减速期。最近在谈扩大消费的问题，你要搞清楚消费增长到底要增长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生存性的消费，包括低收入群体，基本上满足了。现在我们差的是发展型消费，也就是说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等，这些发展型的消费拉动着整个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量的扩大。

    这个方面我们城市居民现在这几年讲得比较多，也就是所谓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社保，实际上现在最大的问题，这个方面最欠缺的是近3亿进城农民工。因为发展型消费和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密切相关，由于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到位，所以进城农民工在教育、医疗、社保等等方面有严重的欠账。

    供给端，因为受需求减速的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需要传统产业的升级和一些新的未来产业的发展。但是现在的问题房地产出了点儿问题，我简单地讲讲对房地产的看法。

    房地产现在往下回落是符合规律的，因为大概在十年前，我们的观点就认为房地产的历史需求峰值就已经出现了。过去五六年的时间整个房地产还不错，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仔细看它是个结构性的行情，主要是一线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省会城市的房价上涨，为什么？因为人口向这些地方流动。但是这种结构性的行情其实在两三年前我们看起来也到了一个峰值期，所以房地产回落是符合规律的。

    我们过去一直讲房地产是要回落，但是希望它软着陆。从政策层面你得小心伺候，房价不能涨了，但是敢落吗？敢大幅度落吗？可能更不敢，所以小心伺候让它能够软着陆。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落的幅度太大了，力度太大了，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

    所以，我们希望房地产中国在目前至少可以维持一个低速增长，过去10%以上的增长速度很难维持，比如说增长2%、3%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怎么能恢复这种场景？现在来看，我个人认为房地产可能最困难的时间还没到来，最近两年只是量缩了，价跌在三四线城市是在往下走的，一线城市价格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个价格如果不落地，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买房子的。所以，价落的过程至少在一线城市，在核心城市部分，这个事情还没有到位。某种意义上来讲，房地产最困难的时候还不一定到来，我们可能还需要关注。另一方面，企业家预期不稳，稳信心不足制约创新活动和新先导产业成长。

    资产负债端基本面，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但这种转换往往是被动和危机倒逼性的。

    最近讲资产负债表衰退，其实还算不错，还有现金流，只是不能用于投资。但是我们会看到中国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行业包括很典型的就是房地产。过去它的运营模式是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前提是需求的高速增长，一旦当需求的高速增长这个前提不存在以后，马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恒大是本身的问题，其实你会看到这个领域中一些所谓优等生，像碧桂园等等企业最近都陷入了困境，实际上和这种经营模式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中国现在并没有出现一个所谓资产负债率的下降，还在借钱，借钱干什么呢？还原有借的钱的利息，本钱已经还不了了。所以，某种意义上就是所谓的旁氏结构，我们用旁氏骗局，借来的钱只是用来还利息，这种局面能持续多长时间？所以，供给需求全部减速，到了中速以后，资产负债结构是不适应的，必须要做出重大的调整，是现在面临的一个真实问题。但是这个调整现在从国际经验来讲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像日本的经验很可能是十年左右的事情。

    这是负债率的情况，这里面有张表大家看看，我觉得很有意思。红色的杠是我们每年GDP的增量，蓝色的杠是每年要还的利息。你看从2011年以后，除了2022年这一年，剩下的各年很有意思，蓝杠子比红杠子都高，全国每年的GDP增量用于还利息都不够。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搞资本市场的值得研究，也不是说中国经济就不行了，但一定是有某种问题，我只是把问题给大家提出来，以前不是这个情况，所以中国资产负债结构这个模式是要调整的。

    下一步我们讲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得找中国新的增长潜能。我提出了两大新的增长潜能，不是非常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说法，我想用比较形象的、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说法，一个叫做“横向需求空间”，简单地说就是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也包括住宅、民生用的基建和服务业用的设施等等这些东西）上的差距，这个差距相当大。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引以为自豪地说中国有4亿消费群体，这个市场非常大，确实如此。但是我特别想说，这4亿人口之下中国还有9亿中低收入阶层，怎么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这个更为关键。

    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还有5亿人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坐过飞机，咱们在座的都是“空中飞人”了。5亿人让其中3亿人坐上马桶，10亿人中的5亿人坐上飞机，这是多大的需求量啊。我们不用产业升级，我们就保持现在传统产业，这个市场需求很大一块儿就出来了，你说中国经济增长个5%-6%有问题吗？没问题，问题是刚才讲这些人的需求和收入能不能上去。

    “纵向升级动能”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括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第二是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未来产业”生成与发展，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扩大横向需求空间，重点在需求侧，我的生产能力是没问题的，把需求扩大了，整个增长就可以实现，所以对稳住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既有产业意义重大。培育纵向升级动能，重点在供给侧。简单地说扩大横向需求空间重在稳增长，培育纵向升级动能重在促转型。

    中国还有这么多增长潜能，能抓得住吗？有些增长潜能你看得见，但是抓不住，怎么办呢？大家通常就会呼吁宏观政策能不能放得更松一些。刚才也讨论了很多宏观政策的问题，我说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认为中国这几年的宏观政策力度是完全够的。比如说货币政策，M2过去一年的时间是11%以上，民意GDP增长最多6%，过去比民意GDP增长再加上1、2个百分点也就是M2，财政政策各方面绷的很紧了。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有新的增长潜能，我称之为结构性潜能，这个东西要出来，现在就是受到一个限制，很多体制机制和政策的限制，所以就要推动结构性改革。有人说这个结构性改革远水解不了近渴，错了，很多政策结构性改革，你今天晚上公布了，明天早上就会有剧烈的反应，比现在降息等反应要大得多。

    我下来讲讲中国下一步到底应该推动什么样的改革，我认为从需求侧来讲，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需求侧我认为现在说到底还是个老问题，就是城乡关系问题。刚才我讲第一个横向需求空间，为什么9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低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有些是进城以后的农民工，基本上是这些人。

    我现在讲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你看看咱们国家这几年的城市化，你看看城市建设，特别是城市核心区，比如说太原一个街道拍张照片，我说这是北京，你能反驳吗？你很难反驳，都长得差不多。中国现在很多城市建设你到欧美国家一看，发达国家比我们看起来还差。确实，我们现代化搞得比较晚，建设得比较新。

    但是你注意，现在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在城市之间，差在乡村。你看看欧美国家，包括国内我最近也在各个地方跑，我注意看，你看看浙江，你看城市之间的差距，你看看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天津之间，城市之间的差距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

    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的话，城市化，城市核心地区的人口将近30%左右，剩下50%、60%以上是在城市核心区的边缘地带，所谓都市圈的范围是大量的中小城镇要发展，这是中国下一步城市化发展的真正重点，我认为中国需要新一轮的城市化，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增长空间，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能够推动起来的话，像房地产、基建你说没空间了？中国这方面就到头儿了？还有空间，但是这个方面很多潜力你是看得见、抓不住的。

    我特别强调城乡融合过程中等讲三个平等：“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我们呼吁，在我们搞了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再搞三年，干什么呢？对近3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现在房子卖不出去，政府拿点钱出来变成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有些人说政府得拿钱、补贴，我觉得这是似是而非，农民工进城有些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他们一直给你缴税，政府就应该给他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么多年了其实这个服务没有提供，这是欠账，现在只是还账，现在这个账还了以后扩大内需，比你搞基建工程扩大内需要直接得多。

    最近浙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就是2023-2027年，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要拉平，我认为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希望各个地方一定要跟上来。

    城乡土地权利不平等，城市居民在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可以交易，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不能交易，不批准的是小产权房，宅基地上盖的房子只能在内部进行流转，就是村的范围内，有多少需求呢？主要需求不在这儿，在外部，但是不允许。咱们都是搞资本市场的，有个常识，一个资产可交易、不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财产与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的财产市场估值和价格差异很大。我记得国有股有上市和非上市的，价格差了十几倍。农民的土地权利和城里面的人严重不平等，我们感觉还是要加快。

    我刚才讲中国都市圈范围内大量中小城镇的发展，这个是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但现实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进展迟缓，宅基地转让受限，还有小产权房等遗留问题，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再有所推动。

    过去我们老认为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一块保身之地，现在可以把土地转让出来，通过社会体系解决这些问题，农民把土地进行交易以后，获取的收入把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做好。

    城里面的人能不能到农村买房呢？这也是一个土地权利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这个方面应该做一些改革和探索，允许双向流动和置业，实现土地效率的提升、农民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供给侧来讲，现在特别需要弘扬认可企业家才能，这是最近我们讲的民营经济稳信心、稳增长的核心问题，理论上应该有一些新的探讨。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看来。把企业家和资本家区分开来，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

    企业家才能是组合资源的资源，资本实际上只是办企业的条件之一，你光有资本是办不好企业的。我们现在讲资本市场，中国现在谁提供资本？上亿人在资本市场上，你一定说谁是资本家的话，是在这个范围的，把资金提出来让企业家来用这个资源，这样的话才有更高的回报。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的民营企业大部分人因为就不是资本家，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白手起家，都是穷光蛋，就是因为他穷，他才办企业，如果他富的话，他是资本家的话，很多人就躺平了。

    中国到了我们要创新驱动，特别是我们要发展产业升级的阶段，更多需要企业家精神，不仅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更需要，我认为这也是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其实各级政府的负责人也需要，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创新的精神，这是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在纠正所有制方面应该有实质性的进展，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要改变，应该在一些方面加以完善，鼓励平台企业特别是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对这些实行常态化管理的负面清单，我们主要是监管。

    中国现在改革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说改革开放40年了还摸着石头过河？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不同时期要过不同的河，那个河你搞不清楚，石头在什么地方你搞不清楚。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农村能不能搞年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不能搞特区，现在这些不是问题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山西怎么转型，山西怎么发展资本市场，怎么实现高质量发展。

    刚才探讨了那么多，绿色发展等等，前段时间中央深改委讲了顶层设计和划底线，这两点搞清楚了以后剩下的事情还要靠大家去探索，在北京的办公室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的，所以还是要重提减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治理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

    谢谢大家！（以上文字为现场速记，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