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数据要素放大、叠加、倍增效应 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专访上海数据交易所副总经理韦志林

    本报记者 田鹏

    10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部署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关举措。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数据市场建设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极为有力的关键抓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

    那么，数据市场建设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之间如何碰撞出“火花”？未来又如何让这“火花”燃烧得愈发旺盛，并最终形成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日报》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上海数据交易所副总经理韦志林，期望从他那里获取关于这一关键议题的深刻见解和专业分析，为推动数据市场建设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协同发展探寻新的路径和方向。

    数据要素价值不断释放

    2020年4月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改革的方向，明确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具体举措。这是中央第一份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而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也首次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自此，整个市场围绕数据开发和利用展开了更为积极且主动的探索。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数据要素的价值被不断挖掘与释放，数据要素市场引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涌现出诸多“机会点”。

    韦志林对《证券日报》记者感慨道：“数据要素能够与其他生产要素高度融合，实现乘数效应，进而倍增数据要素供给效力，成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点和关键窗口期。”

    “第一，数据要素作为全新生产要素，相较其他生产要素，具有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独有优势。”韦志林解释称，数据要素兼具流动性、高复用性、无形性、非排他性和边际效益递增性等特点，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积极影响。

    以数据要素高复用性为例，一个数据可以同时交付多个需求方，并基于不同场景开发成为多个具体的数据产品，发挥数据放大、叠加、倍增效应。这不仅提高了数据的利用效率，降低了数据获取和处理的成本，还促进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协同创新，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第二，围绕数据市场建设，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既包括政策立法，也包括产业扶持，特别是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在数据要素供给侧对一体化建设起到极大推动作用，让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更进一步。

    第三，国家数据局及地方数据局的陆续揭牌成立，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搭建起了至关重要的组织架构，有力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这些数据局的成立，使得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有了明确的组织依托和责任主体。其在数据政策的宣传与执行、数据安全的监管、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有效地凝聚了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

    第四，市场需求的持续释放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有力地带动了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加速成型。无论是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以及消费互联网等各类应用场景，还是当前市场上极为火热的大模型，都对数据要素应用产生了极为庞大的需求。

    第五，各地数据交易机构的发展和建设，对推动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体现在规范市场发展、培育市场机制、活跃市场等方面。

    第六，数据要素产业集聚效应正加速显现，为市场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组建的各级数据集团数量已超过110家。随着这些数据集团的不断涌现和发展壮大，数据要素产业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到数据分析、应用开发，再到数据交易和服务，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协同发展。

    数据交易机构被寄予厚望

    任何一个商业模式、任何一个产业发展都一定是机会与挑战并存的，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亦是如此。正如韦志林所言，“如今，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机会点’不断涌现，但也要看到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藩篱，一些卡点、难点和堵点尚需解决。”

    具体来看，当前，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尚需大量市场培育工作，涉及相关立法、产业政策、制度安排和实践层面等。

    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尚未“书同文、车同轨”。其中，“书同文”是指数据要素流通机制和制度方面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影响了一体化建设进程和数据要素市场健康、可持续、高效安全和合规发展。“车同轨”则是指在技术选型方面存在着多种技术路线并行但缺乏统一规划的情况，导致技术之间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受到影响。在产业布局上，缺乏整体的统筹协调，使得资源配置不够优化，产业发展出现不均衡。在效率转化等方面，尚未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效能。

    我国的数据要素产业才刚刚崭露头角，数商群体仍需不断壮大，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数据价值如同“沉睡的宝藏”，静静地封存在组织服务器之中，尚未被充分释放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为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推进带来了挑战。

    此外，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也面临着不均衡的问题，不仅体现在东西地域上的梯度差异，还体现在不同企业之间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程度上的差异等。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且严峻的挑战，数据交易机构被赋予了深厚的期望，成为“破题”的关键所在。韦志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数据交易机构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枢纽和平台，承担着制度制定、生态培育、激发市场活跃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职能。

    第一，数据交易机构需要深入市场的各个角落，积极倾听各方诉求，了解数据企业在数据开放、共享过程中的困难和需求；同时，关注数据应用企业对不同类型数据的具体要求，包括数据的准确性、时效性、完整性等方面；通过与各方的紧密沟通，进一步破解数据持有方“不敢供、不愿供、不会供”的问题。

    第二，数据交易机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供需撮合角色，致力于解决市场匹配的难题、提升市场效率、降低数据搜索成本。以上海数据交易所为例，自成立以来截至今年9月30日，上海数据交易所累计挂牌的数据产品超过4200个，累计交易额突破36亿元。其中，今年前9个月交易额已突破24亿元，远超去年全年水平。

    第三，数据交易机构作为关键的市场主体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核心推动者，具备强大的带动能力，能够将整个数据要素涉及的各方面主体有效凝聚并激发活力，进而促使形成蓬勃发展的数据要素产业。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全国在运营的数据交易机构已接近30家，并在各自区域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

    在韦志林看来，数据交易机构肩负着推动数据要素流通高效安全的重要使命。通过市场化机制，力求实现降低社会用数成本及用数门槛、提高社会用数效率的目标。特别是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具备从根本上解决数据要素流通中制度性成本、程序、效率、安全和合规等诸多问题的能力。因此，以国家数据交易所为引领龙头，构建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格局，达成各区域交易机构和行业交易中心的互联互通与互用，这不仅是上海数交所的殷切期望，也是各地数据交易机构的共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