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从美中贸易战看中国“后来居上”现代化战略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贾康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做个交流。关于宏观运行的大势，我在2017年年初以来已经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的基本观点，和刘主任的思路高度一致。我也是认为在运行中间要努力确定经济发展阶段的L型转换，凝聚新常态由“新”入“常”的共识，巩固其态势，来追求尽量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而这里的关键，是要结合中国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来理性处理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升级发展，和中央强调的系统性风险防范。

    今天我就不想再重复已经说过多次的这些观点。而另外一个最近可说属于热点的问题，我想借此机会和各位交流一下自己探讨性的看法：从“美中贸易战”来看总体的中美关系，以及相关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思维。

    观察思考“贸易战”的理论框架

    首先，从理论层面看，现在各方关注的“美中贸易战”，如果从理论视角考虑，可以做什么点评？我认为首先要肯定，经济学这么多年的探讨、发展中，关于国际贸易（进出口）的互惠互利原理，可以解释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具体活动，因为基于不同资源禀赋、规模经济等的各国“互通有无”，实际上还是要落在比较优势的概念上，方可以作出比较好的理论说明。这个比较优势原理引出的基本逻辑是需要、应当和可能追求共赢，所以，这叫互惠互利。

    但是其次，我们也不能否定另一种情况，为什么总是有贸易保护措施及其“主义”？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短期的理由，就是减少冲击，以利于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客观地讲，中国入世的时候很多人担心我们会受到进一步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以后的冲击，而在当下，似乎作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那一方，又更多地在强调中国更加开放情况下，要以征收较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减少对他们所形成的冲击。这方面，双方所顾虑的，至少是短期的冲击问题，这是不能否定的必然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入世的时候，要求援引WTO规则中关于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得到的特别条款作特殊处理，减少这个冲击，逐渐地、分步地来兑现我们关于入世以后承担义务的承诺。兑现承诺时间表的达成，是谈判博弈的问题，是力求理性地找到平衡点的问题。

    接下来我还想再强调一层需在理论上加以总结的认识：比较优势、互惠互利可以解释大部分国际贸易活动，但是这个“比较优势战略”，一定会碰到“天花板”，就是会碰到低端的经济体想买的高水平供给物被对方禁售，这种低端的经济体（比如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对应于高端的发达经济体头号强国美国，显然处于低端）给出多高的价格，也买不来高端的供给了。在这个领域里，我们需如实承认，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共赢因素的，它只会产生摩擦因素，我们现在实际生活中，不必讳言这种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一定会出现。与之相关联的理论探讨，一定会涉及后发经济体的“赶超战略”问题。

    关于美中贸易战相关现实情况的点评

    实际考察，中美之间的贸易本来总体而言的特点，是一高一低的互补，在互补范围之内的，是一种已经被称为“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显然在这个互补范围之内中美双方没有理由打贸易战。在中国入世的时候，承诺了我们的缓冲考虑之下，有一个时间表，我们要按照它兑现入世的承诺——现在我觉得作为研究者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工作，把中国入世承诺的实现情况做成一个一览表，看是否存在没有兑现的地方——我作为研究者，觉得如果真的存在没有兑现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是理亏之处，那么要赶快兑现。同时，也应该梳理清楚其他的经济体，作为当时已经形成他们多边关系的WTO，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给出的应该兑现的承诺，是不是也有没有兑现之处，如果没有兑现，则是他们理亏，应该兑现。这似乎就是一个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来落实的问题。在中国商务部的网站上，有中国入世承诺的一览表，我忙碌中因时间关系，没有仔细抠那至少好几十页的内容，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所谓贸易战的氛围下，这个相关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

    再往下说，在中国的发展中，确实不仅要有比较优势战略，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强调，不能讳言，还必须有赶超战略。从追赶到赶超，它和“比较优势”战略的效应合在一起，确实对于更发达的经济体，比如美国，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和挑战性影响，也会生成前不久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我觉得可以称为“萨默斯悖论”的情况。网上报道的萨默斯的原话就是：“几千万美国人对就业保障、孩子未来机遇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不是中国的错，但他们却把中国的成功，视为对美国构成了负面影响……此外，中国一方面强调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宣称已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将在各方面发挥影响力，甚至试图改变规则，鱼与熊掌都想兼得，也让美国人感到厌烦。”这些话语里面他的情绪我不加评论，这样形成的一个悖论，也还有它的客观之处。萨默斯明确地说出中国在崛起的意思，也认为这不是中国的错，但却在这个赶超战略于中国比较成功地实施之后，对美国形成了挑战性的影响。怎样中和、消化这样一个已经形成的压力，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确实也必须清醒地把握战略思维：中央十九大明确肯定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是我们实事求是看待自己国际地位的一个来自中央最高决策层面的判断，跟它相匹配的一系列我们的战略设计和行动姿态，是不是也有值得检讨之处？这方面孙立平教授所说到的中方也有“不当言行”加剧了美方的不满，不能完全否认。如果从力求中肯的诉求，来做研究者的探讨，是有必要的。

    另外，现在可以看到的概况，我们承诺了全面开放，但开放似乎还有不足的领域。据我了解的信息，列出的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继续扩大开放。比如电影、艺术等文化产品，国内外都有观点认为我们现在开放是不够的；药品、汽车等高科技产品，这方面我觉得也值得探讨：外面有那么好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药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不能进一步开放？为什么不能把中国老百姓不得不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以天价到国外购买的这些药品，转为正常渠道在中国国内较低价购买？汽车阶段性的高关税有一定道理，入世时就担心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被冲得溃不成军，需要有一个逐渐降低关税的过程，而我们现在要检查的是我们是不是兑现了那个降低的过程，在现在这个阶段上，还可以依据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做什么调整？我觉得这是可以、也需要探讨的。

    另外，出于种种原因，外部世界说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品开放还不够，而中央层面最近的姿态是非常明确地说我们要进一步实行金融开放，似乎中方的绝对控股可以降低为相对控股，等等，这就是建设性的因素。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找到新的平衡点。

    再有，实话实说，中国特色发展中，我们互联网的开放程度是不够的，曾有流传的说法，特朗普访华带来的大礼，就是双方可以达到一个新的认同，把谷歌地图在中国大陆上引入，最后没有变成现实。我也知道在海外学习的一些人，他们说到了大陆，如果用不上Google，在学术资料的搜索方面，他们觉得似乎是难以容忍的一种学术环境，我们也无法回避这个现实。政协原来副主席层面的领导同志，曾经正式提出提案，适当考虑进一步放开Google搜索等等，这方面有建设性的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坚持大方向，在美国打压下理性应对，据理力争，防止最坏，争取最好

    做了这样一些现象的观察以后，我想说从大方向来讲，逐步更加放开，应该是因势利导。中国早已经承诺全面开放，全面不够到位之处，我们在大方向上不必否定，还是要进一步放开的。同时，我们应承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已经有明显进步的知识产权保护，我们将继续把它做好。这些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要联系到跟人家去打什么贸易战。

    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比较直率地说，美国方面因为感受到作为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又具有规模经济体的巨大增长潜力和发展纵深，进而美国的战略思维，必然是一个打压老二的思维。这没有什么更多的需要隐讳之处，因为人类社会，各个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现在在整个利益关系的处理方面，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丛林法则”，我们远没有进入“大同世界”。作为已经占据了全球第一老大地位的美国，他的老大地位跟他整体的巨大利益的关联，是一望而知的，他的这种老大利益的形成，可不光是看贸易方面的表现。头号强国国家利益与资源汲取能力的形成，一定是方方面面各种因素合成的，是在他做出追赶英国的多年努力之后，在二次大战之后才明确无疑地确立了老大地位而必定要全力维护的。在维护老大地位方面，他自然而然要考虑，对于中国一方面要合作，一方面要竞争，竞争中要从他的利益考虑予以压力，予以限制。说到中美之间这种限制，是不是走到了矛盾摩擦，就必定不可调和，要来个最终对决？我觉得这一定要另当别论。

    我们先假设最后的对决可能出现，但至少从现在来看，首先，假设情况下它也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在现在这个阶段上，我想援引邓小平当年的战略思维——那是在出现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特定事件，外面对中国实施制裁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所说到的，这是小风波，我们还要继续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系列论述，其中有一个讨论起来还很热闹的“韬光养晦”之说，很遗憾，翻译成英文以后，容易让人形成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人故意装可怜、搞阴谋。所以，在以后很多场合，不再沿用这样一个邓小平的表述。但是，他表述里面战略思维的可取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你如果现在还远远不能现实考虑双方的最后对决，剩下的空间是什么呢？对美国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可以更多地买美国想卖给我们的东西；同时，我们还要尽力买我们国家想买的东西，无非就是妥协、权衡，斗而不破，做生意讨价还价，竞争中还有合作，而合作确有巨大的空间，因为它是基于互补为特征的中美之间做生意总体格局的基本事实。以理性态度来说，应该明确强调，双方都要在形成一定的承诺之后遵守承诺，接受现行规则，同时也得承认，有动态地优化改变规则的必要性。萨默斯说中国人试图改变规则，这也很正常，我们入世的时候服从已经形成的规则，但其后我们要参与未来规则优化的过程，成为规则制定参加者中的一方。比如多边关系下的政府采购，当年入世时已形成的只是非常粗线条的框架，我们进来以后，先遵守你的框架，再一步步深度参加政府采购谈判，我们便成为规则制定者群体中的一方，积极寻求动态地优化规则，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凡此种种，都应据理力争。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说，中美双方无非就是防止最坏情况和争取最好情况。所谓防止最坏的情况，就是防止冷战，不要动不动落入冷战思维，什么都贴个标签，“谁战胜谁”、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无处不在，那就没法讨论理性的妥协和权衡关系。同时，所谓争取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应该积极争取共赢，这种可能性是明显存在的。刚刚双方剑拔弩张说开打，跟着种种口风出来，早上还说“奉陪到底”，中午就强调说我们已经在考虑金融进一步开放，傍晚又传来一个消息，对方说我们也在探索60天的窗口期等。打打停停之中，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尽可能地推出来。

    假设的“终极对决”需要新思维

    这些讨论之后还必须说一下，上面已提到的所谓中美终极对决的前景问题，应该要有新思维。

    我前面假设过最终对决，但能不能跳出这个框架？人类文明的发展毕竟是一个个台阶上升的，不同的阶段，更高的台阶上，可能有新的机遇，需要新的思维。现在看起来，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时间上的朋友”：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以后，“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超常规发展已将近40年，发展后劲儿还非常大，我观察到全球投资者，无不关注中国市场巨大的潜力，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体只走了一半，后面的纵深相当可观。这个情况下看中美贸易的摩擦，绝对不能仅限于贸易，贸易似乎在中国现代化整个战略问题中，以及要寻求的共赢发展可能的前景上，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直观可见的这一块，水下更大的部分，是人们往往不能直观看到的，需要以特别的洞察力来形成相关思维的质量。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中国人讨论了若干年的“大国崛起”，最基本的规律首先就是人类社会在还没有走到“大同境界”的时候，各个民族主权国家，一定会“你追我赶”，“丛林法则”留下的东西可能从大趋势看，虽有望越来越减少它的残酷性，但是动不动又会出乎意料表现出它的残酷程度。撒切尔夫人当年评论一些国际事件的时候说，“人类文明的面纱是很薄的”，她执政期间对阿根廷开战，造成了马岛战争中的生命与物质损失，但是大大提高了她的声望。然而现在，我们现在越来越可以理性地考虑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大国崛起，不论相对平和或相对残酷，从追赶到赶超应该是个规律性的东西，而且文明进步已可能提供出一个残酷程度“下台阶”的转换临界点，即中国所求的“和平崛起”。那么，追求和平崛起更需要组合好、把握好战略思维的“赶超”路径（有激进色彩）与战略耐心（有保守色彩）。

    先说“赶超”。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得出的认识，与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现代化战略路径概括上的区别。新结构经济学所说的依靠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形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战略框架，一路走到中国梦，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比较优势战略碰到天花板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地把握和运用赶超战略。赶超就是从追赶开始，最后能够拔得头筹，至少先进入第一阵营。这种不平衡中的追赶，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早荷兰追赶而超越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追赶而超越了荷兰，美国也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最后赶超了日不落国——英国。中国不必讳言，从追赶到赶超用一句老话，我们心目中一直看到了“后来居上”。

    再说耐心。现实中，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经传统体制和新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两大阶段的努力，我们大致上走过了十九大所说的“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时代，现在是面临着要“强起来”、完成现代化历史飞跃的新时代，我们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但是总书记引用了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往前看，我们还要过四道坎，第一是悬念不大的全面小康；第二是非常值得我们看重的如何保持必要的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要在2025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关的时点上，把中国“制造”往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提升，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再经过大概15年左右的时间，2049-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些坎放在我们面前，应该明确，全景图上绝对不能简单只看总量，这段进程中看总量，意义其实已经不大。大家都知道，回顾历史，康雍乾的时候中国总量全球第一，但它恰恰是中国严重落伍的前夜。我们现在全球老二了，表现了、构成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超常规发展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但是后面跟着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综合国力中无法回避的软实力——实际上是中国在国际生活中的感召力、影响力，何止是贸易方面的问题？贸易、制造业、通盘的经济，还有文化、金融、军事，是这些所合成的实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全面的较量比拼。所以我的基本认识是，当下，中国远未走到“中美对决”的平台上。

    迎接十九大的时候有的学者有一种说法，中国已经全面赶超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但总书记十九大报告说清楚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随之网上可看到工信部苗部长以一系列的指标说明，代表性的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和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中国科技创新的水平，不仅没有进入世界第一阵营，连第二阵营也还没进去。我看到网上给人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多页的清单，是说日本的总量虽然被我们甩在后面，但从电子技术到现在的互联网和相关创新领域的多种技术方方面面，有多少制高点已都占领在中国前面。我们现在如果要有一个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要特别看重中央十九大说到的两个没有变：一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即我们在远景的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目标这个视野之内，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它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实际所处于的发展阶段实际状况，是这个初级阶段的前半段。这是邓小平当年已经说清楚的“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的概括，习总书记说，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与此同时，国际地位上，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何谈一下子超越了美国。牢牢地把握由此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重要性如十九大报告所说，这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所以，在这个思维的角度下，探讨之中可形成的认识，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美中贸易摩擦、贸易战之说，再整体反思一下、再条理化一下——我们应该探讨的现代化大战略和高水准的战略，一定要吸取邓小平的智慧中“韬光养晦”的合理成分。当然，作为一位政治家，邓小平当时的表述，没有多少理论色彩，而我们的研究者，能不能根据情况进一步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做一些展开？

    战略思维要点的初步探讨

    我现在感觉初步看起来，战略思维中有这么几个要点是可以讨论的：

    第一，淡化意识形态。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务实，没有必要处处贴意识形态的标签。邓小平当年访美路上说的是我们跟美国搞好关系，就是看到几十年间跟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所以，要合作竞争。中美间人、物、文化多方面的交流，是中国充分学习的很好机会，我们入世以后不就是这样一个态势吗？一直到不久前，总书记又强调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想起在入世当口，那时有的研究者非常激动地说，中国入世所有可能的好处都是不确定的，所有的威胁和坏处都是确定的，但是终于有了最高决策层下决心入世，而入世后的现实说明，至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正面因素、确定性的好处，是无可怀疑的，就是逼着我们“清理文件柜”、开放倒逼改革。杜润生同志说，是逼着我们“变法”，变法图存，变法图强，开放倒逼改革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竞争力提升与发展的成就。

    第二，我认为“韬光养晦”的内在涵义仍然是正确的。邓小平以此而不扯旗、不当头，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思想，坚牢地抓住机遇的务实态度，是我们对国际地位清醒认识以后应持有的态度。

    第三，坚持全面开放不动摇。以后人类文明提升、未来社会接近人类大同的努力中，当然越来越多地会鼓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有什么坏处呢？我们到美国投资，美国到我们这里投资，欢迎嘛，还有其他的各种交流，总体是会促使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

    第四，循序渐进，西向为主，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的效应。我们新供给群体做内部讨论的时候就特别看重黄剑辉院长表述的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并举并重，其实战略谋划的意图是避免太平洋方向上的对撞，向西首先与一些较穷邻邦的经济体务实合作，又会进一步推演到带动很多富裕国家一起进来寻求共赢。中央的表述即是我们现在已看到很值得进一步积极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

    第五，我们要清醒看到，中国现代化成果的必配选项——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有一系列积极进展，但是它要完成比较彻底的国际化，至少还要20-30年。因为在有周边化的特点、有了硬通货化的一些积极进展（比如进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往下走，一般结算货币上越来越被人们觉得可以考虑之后，关于成为石油等战略资源的结算货币，中国现在刚刚实验，到底发展怎么样，可能还带有曲折；再就是储备货币概念上，全球还只有很不足道的小经济体似乎愿意把中国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里的一个考虑；再一个，到了有风吹草动、特别是一旦到了有特别大的危机可能性的情况下，避险资产、避险的储备货币，有没有人民币的份儿？特别是首选的避险资产是什么？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成气候地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总得走到自拆防火墙、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然后让全球观察，有了风波的时候，需避险的时候，这个可兑换的人民币还值得不值得持有。这个过程我们仅心急是不行的。小川行长卸任之前，曾一反谨慎常态，非常明确地说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我国在这方面是相对谨慎处理的——但是小川行长强调的方向和逻辑完全正确，只是时间表并不完全由我们的意愿所决定。

    第六，还有更复杂的怎么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性考验，在此因时间关系不展开。

    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是大战略的基调

    再往下，我想强调新思维应关联的一个重要的哲理指导层面：总书记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取向，这一取向是有深刻内涵的。如果考虑远景的话，2050年前后，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时候，大体上比较理想的进展，是和美国大体处于一个台阶上，能够平起平坐，我认为这已是最理想的。从制造业来说，国家战略首先是“中国制造2025”，到2025年，我们是力争要在“制造业强国”的概念下踏入它的门槛；到2035年，在制造业强国的阵营里面，我们争取能够走到中等水平。后面再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时候，我们希望能与美国没有台阶式的差异。那时候的总量是早已超过美国的，但是人均指标肯定还达不到美国和另外一些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科技，总体水平可能接近美国，但是军事可能更为确定的是有一个战略威慑的平衡状态而已。软实力的方面，不确定性更大。我作为研究者，特别愿意强调的，就是应建设性地考虑所谓中美对决问题，关键是应该深刻地领会总书记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维，就是“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并不一定要走到这个“最终对决”，而是要走出一个共赢的路径。

    我们主观来说，必须尽全力避免“终有一战”，是不是也有可能真的避免这个“终有一战”？从供给侧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学者可解释供给侧形成的创新，第一从正面讲，是推到了“共享经济”前沿状态，这是人类生产力发展中供给侧创新带来的新境界，值得我们特别看重，一定要纳入战略思维：微观层面的种种共享经济，有没有可能合成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共享境界呢？从反面讲，早已经清楚的宏观局面是，二战以后，“核威慑”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我们就是要从这个角度认识和坚持邓小平的时代判断：我们现在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就是因为有这个战略判断，所以才有关于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实际上否定的，是过去多年间的那个基本战略判断，认为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必须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之后才能有发展。这样大是大非的认识，如果确立到邓小平的判断上和总书记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向下，还是可回到前面提到的：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们处在一个大体和平的发展环境下，虽然不能避免摩擦和某些阶段的紧张局势，但是寻求共赢走向和平崛起，是“走上坡路”的中国理想的、以尽可能高水平的大战略造福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基调和基本路径，也是我们现代化创新发展中应秉持的基本思维。

    做一个结语：上面探讨性的认识表述还不一定准确，但是应努力坚持的原点，就是牢记党的十九大指出的“两个没有变”：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十九大的这一重要论断我认为是对于我们最好的清醒剂，经常使用这个清醒剂，对我们保持连通中国现代化“中国梦”这个战略目标的战略耐心和前进定力，去完成“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新长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多擦一点清醒剂，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可能让我们做得更好，更务实。邓小平南巡说过非常精辟的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党历史上，害得我们最苦的就是左。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东西，带来的往往就是对于现代化事业的严重损害。我们所讨论的现代化战略思维，如力求高水平，那么不在于它的锋芒，在于它的厚重；不在于表达得怎么眩丽夺目和一时听得特别鼓舞人心带来一片叫好声，而在于实事求是，高瞻远瞩；不看重一时的邓小平所说的“小风波”，而要看清和正确把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人类文明的主潮流。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