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航天的崛起需要“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关键先生”,以及紧密环绕着“关键先生”的资本与企业家群体。
张锐
2020年5月31日,经过19个多小时的疾速飞行后,由SpaceX猎鹰9号火箭推送且搭载着两名美国宇航员的载人“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和谐号美国舱段准确无误对接。而在前一天,猎鹰9号火箭也顺利返回降落在指定的无人海上平台之上。“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又一次以骇俗之举改变了世界。
SpaceX的成功航天之旅,首先可以让美国从俄罗斯人那里捡回脸面和尊严,因为,自从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退役后,美国前往国际空间站都不得不借助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而且由于俄罗斯坐地起价,过去9年美国为70张座位票共向俄罗斯支付了高达40亿美元的费用。如今SpaceX精彩出位,美国自然就不用再忍气吞声求着俄罗斯了。但在商言商,SpaceX将载人飞船送上天空显示的国家意义固然重要,可马斯克看中的则是这一惊天之行以及随后携带而出的商业价值。
作为全球第一家完成了载人航天的私人公司,SpaceX以自己的斐然成绩告诉世界,包括近空与深空在内的星际探寻与开发不再是只有政府可以涉足的领地,私营企业同样可以在此占位与深耕;航天探索在为国家政治、经济与国防服务的同时,也可以对准大众消费需求;航天拓展成果不仅仅是公共产品,更可以从中延伸出商品属性。因此,SpaceX航天发射成功所彰显出的里程碑意义就是对传统航天内涵的改写,直接赋予航天活动的是产品竞争、成本控制以及追求盈利等商业化细胞,全部活动的标准概念指向就是商业航天。
照着以上市场化逻辑,虽然接下来SpaceX还要接受将NASA(美国航空管理局)四名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官方任务,但也可以看成是一次安全与技术上的再次演练。根据NASA先前的计划,从今年开始,允许游客访问国际空间站,每人费用约为5800万美元。因此,要不了多久,SpaceX就要开始接受纷至沓来的商业订单,其中除了政府购买服务订单外,相信会有更多的私人订单,而且除了美国国内用户订单,也会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订单。
虽然SpaceX是以私营企业的身份跳入太空的,但其背后真正的大金主则是联邦政府的NASA,由此也不难想象SpaceX的发射与航天之举某种意义上具有国家行动色彩,它代表的是美国公司率先进入商业航天地带,而且未来肯定会采取国家队与私营队混合“双打”的阵容在商业航天地带刨地夺食。按照摩根士丹利预测,2040年全球航天经济收入将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商业航天收入约占80%。商业航天必将成为主要经济体争夺的太空“蓝海”。
眼下看,美国无疑通过SpaceX抢到了先机,但浩瀚的星际留给中国与俄罗斯的空间也不小,而且美国培养与支持像SpaceX这样的私人航天企业开辟与拓展商业航天也多少留下了可资借鉴与参考的经验和启示。
启示之一:商业航天的崛起需要“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关键先生”,以及紧密环绕着“关键先生”的资本与企业家群体。
商业航天指向的是未知,首先需要的是梦想。在许多人看来,马斯克不是“疯子”就是“狂人”,因为他有让飞行器携带游客绕月球旅行的奇谈怪论,还有送游客到火星“殖民”的奇思妙想,更有在火星建立数万人社区的异想天开,有了如此脑洞大开的梦想,便有了创新的欲望;也正是对于梦想的痴迷般追逐,才有了奇幻现实的绽放。对于像马斯克这样的“关键先生”,公众也许难以跟上其思想的步伐,甚至有人嗤之以鼻,但最终世界发生的巨变会证明他们的奇赋异能。
启示之二:商业航天的腾跃需要通透顺畅的政企合作,以及围绕合作所展开的资源灵活匹配与利益分配。
作为星际航天探索的先驱,美国的航天事业都是由NASA做主导,比如水星,双子座和阿波罗时代的航天飞行计划就全由NASA一手包办,但为了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了争取足量的市场化资金与利用企业家的热情,NASA最终迈开了以CCP(商业航天项目)为驱动的公私合营脚步,美国商业航天因此从政府主导迅速切换到政府主导与政府采购并行的轨道。
NASA的核心职能无疑是向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输送资金与转移技术。初步统计,仅SpaceX从NASA手上获得的补贴资金就超过51亿美元;不仅如此,NASA还向商业航天公司开放航天基础设施,比如美国政府与军方的里根试验中心发射场、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以及范登堡空军基地的SLC-40发射场都提供给SpaceX用于发射猎鹰火箭。
当然,NASA更多的是通过动力发射与载人航天项目的竞争性外包渠道为私营航天企业提供支持,由此不仅可以让Boeing、BlueOrigin以及SpaceX等大显身手,也催生出了OneWeb、OrbitalInsight、SkyboxImaging等新型企业,在完善产业链的同时,也在各个环节形成了多家私企互相竞争的格局,以此为基础,商业航天资本通过市场化配置不仅更显高效,而且达到了降低产品与服务价格的目的。据悉,CCP项目为NASA带来的发射费用削减高达60亿美元。
启示之三:商业航天的快行需要鸣笛导航的法律制度,以及基于法律制度的角色定位与关系调整。
自1962年颁布《国家通信卫星法》为卫星通信系统的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开始,美国就不断出台引导商业航天发展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包括《鼓励私营航空航天竞争力与创业法》、《航天现代投资法》以及《零重力零税收法》等。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不仅为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标准化基础,更构成了对私营企业参与商业航天探索的清晰指引,同时打消了市场化力量的投资顾虑,防止了行业竞争的无序;另外,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明确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职能边界,廓清了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在企业与企业之间,法律规范也成为合作协商的契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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