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行稳致远

    梳理2020年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表现，用“经济增长是一连串的事件”来概括，较为贴切。

    作为全球经济的两大稳定器，中国和欧盟在经过7年总共35轮的谈判之后，终于在即将告别2020年的最后两天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尽管协定从签署到最终生效与高水平落实还有诸多程序化的工作要做，但这项极具指标意义的超大规模贸易协定，将与另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道，成为不确定世界里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维护多边主义进而向区域乃至全球释放制度安排红利的两大基石。

    作为两项超大规模投资贸易协定的签约方，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贸易体与第二大经济体对举世公认的自由贸易理念的坚守，以及在国际环境处于显著不确定、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的智慧与理性。

    所谓纲举目张，从2020年的两大重要会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做出的重大决定、短期以及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来看，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发展预期的战略分析与判断，以及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的有效对接。

    实践证明，国家在过去这一年的宏观政策运用，充分体现出一个有为政府在面对一系列重大约束条件时，破解系统性难题的综合能力。中国也因此在抗疫过程中形成了应对超大规模外部冲击的一整套政策逻辑：当单一微观市场主体因受外部冲击而无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或者本身面临存续危机时，政府不仅即刻发挥了“守夜人”的角色，更扮演着危机时刻的市场秩序维护者乃至“最后贷款人”角色。政府一方面高度警惕市场随时可能出现流动性枯竭，另一方面也通过政策传导机制对接市场与企业的痛点，直接进场干预，精准滴灌，确保宏观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不缺氧”；既重视救助那些“大而不能倒”的企业，也从民生福祉的角度力保广大小微企业存续发展，表现出有为政府应有的责任担当；出台了以“六保”为核心，以“六稳”为阶段性目标的一揽子应对措施，并就加强国际合作抗疫，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脱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努力，不仅取得了抗疫的巨大成功，也避免了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步入衰退周期。

    从经济研究的样本意义来看，中国能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稳住经济基本盘，并成为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灾害经济学史上的最值得研究的大国样本。

    实践证明，疫情是考验开放型经济体在非常时期的体系弹性与坚固程度的另类标尺。在人类漫长的生存与发展周期里，疫情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尽管是一次持续时间较短且极具摧毁性的外部冲击，但全球经济增长却不可能因为疫情带来的大规模影响而长期停滞不前。只是应当看到，未来随着疫情渐渐结束，各国将“痛苦”地消化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各国迄今为止祭出的诸多刺激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应急止血的作用，但要避免重蹈上一轮危机应对的覆辙，亟需宏观经济政策更多投向实体经济与产业发展，关注民生福祉尤其是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补位与升级完善。历史已经证明，货币与财政当局在危机时刻开具大额救市与救助支票往往阻力较小，但超发的货币很难快速收回，却是不争的事实。所有熟知货币金融学的人都知道，无限量QE带来的易放难收问题，在真实世界里根本找不到最优解。而如何治理一国经济生态系统的功能性紊乱，将是2021年各国面临的头等大事。

    经济发展信心既源于对实力与制度的中长期自信，也离不开绝大多数市场主体对未来发展的理性预判。中国政府在面对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的局部断裂，以及海外基于各种理由打造“多元本地化”供应链的冲击时，既理性判断中国自“入世”以来逐渐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中枢地位不大可能因为一场疫情而很快失去，也冷峻认识到任何对趋势变迁的疏忽，都有可能使得我们失去本就稀缺的战略机遇期。因此，中国一方面以高水平开放对接一系列高水平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与最终签署，以稳住支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外部力量；另一方面，在致力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更重视以前瞻性预期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针对经济金融领域的乱象，及时开展全面“体检”并采取了关键补位措施。

    现代金融在一定意义上是基于强大的制造业、全球贸易价值链和资产定价权的有效整合。中国经济要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行稳致远，既要持续整固制造业的竞争力，促进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贸易便利化，更要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相关指标，控制经济金融化的边界，以构建适应于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与外部冲击的弹性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