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贺强：46个提案助推中国资本市场稳健发展

    本报记者 张亮 闫立良 见习记者 郭冀川

    “我有一个愿景，那就是让中国资本市场真正成为一个投资型市场。我的提案，也是紧紧围绕这个愿景不断呼吁的。想要建立投资型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核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基石，坚持市场规范发展是重点，同时要不断地对外开放。这样，中国资本市场才能走得更稳健，更好地服务投资者和实体产业。”中国资本市场即将迎来30周年之际，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教授近日接受《证券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如此表示。

    贺强教授作为为数不多的连续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受到证监会等有关部门邀请，反映证券市场情况，提供建设性意见，并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他自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总计递交92个提案，其中46个与资本市场有关，如建议证券交易印花税单边征收、推出股指期货、恢复国债期货等，助推了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我的提案能够客观地反映中国资本市场心声，一方面是我对建设投资型市场的坚定信心与深度研究，另一方面是源于我从1993年起，就长期参与到市场交易中去，听到了广大投资者的呼声。”贺强教授向《证券日报》记者娓娓讲述了几个典型提案背后的故事。

    “印花税委员”

    电话两次被打爆

    2007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轮牛市行情，股市交易十分活跃，当年财政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上调至3‰。由于是双向征收印花税，国税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为2005亿元，是2006年的10.2倍。

    纵观当年上市公司分红总额，不过才1800多亿元。在贺强教授看来，这意味着即便是牛市行情，仅考虑投资分红收益与交易税费，投资者入市后可能是亏损的，股市的利润源泉正在慢慢枯竭，这不利于鼓励投资。

    “所以，我在2008年全国两会递交了《建议证券交易印花税单边征收的提案》。一方面考虑这种方式较为容易实施，另一方面买入股票时不收印花税，有利于鼓励购买，卖出时征收则鼓励长期持有。”贺强教授说，正是这个提案让他被很多人称为“印花税委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投资者对降低印花税的迫切期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几起几落，监管层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股市调控手段。从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的历史情况看，股市大涨时提高印花税，下跌低迷时则调低印花税。而全球金融交易的趋势是不断降低交易费用。在这方面，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渐走向成熟，正不断与全球金融市场接轨。

    “这个提案递交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我正和朋友吃晚饭，突然一个又一个电话打过来，原来证券交易印花税被下调到1‰。有人还问我是否跟财政部通过气才写的提案，这当然不可能了。”贺强认为，以当时中国股市环境来看，调低印花税，降低交易成本已经是大势所趋。

    大约半年后的9月18日，贺强教授的电话再次被打爆。因为当天财政部公布，证券交易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买入不收，卖出征收，这与他提案中的建议一模一样！

    9月19日，证券交易印花税新政正式实施，当天股市大盘涨停，在全球资本处于寒冬的情况下，中国股市逆势上涨非常难得。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不仅仅是提案反映了民意并且很快获得监管层采纳，更源于我对政协委员责任的重新审视。许多人觉得政协委员的提案实施困难，但证券交易印花税提案这件事让我清楚地看到，只要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有合理的见解、建议，被监管层采纳的概率绝不低。”贺强教授说。

    推出股指期货的是与非

    不同于提出证券交易印花税单边征收时的普遍支持，2009年贺强教授建议推出股指期货的提案遭遇了很大的争议。反对的声音尤其强烈，认为中国股市不时出现操纵股价的现象，如果推出股指期货，那么将更加损害股民的利益。

    贺强教授说：“提议推出股指期货的原因不是给机构们一个新的炒作工具，而是希望它能够起到规避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作用。当时中国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处于衰退周期，而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有可能导致股市整体性下跌，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由于没有避险工具，证券投资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在系统性风险导致的股市连续暴跌过程中，显得被动无力，甚至遭受巨大损失。如在2008年股市大幅下跌过程中，证券投资基金这一资本市场的主力机构，只能被动遭受损失。来自银河证券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基金净值缩水近1.3万亿元。

    如果当时推出股指期货，就能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规避系统性风险的工具，从而使机构投资者无论在市场大幅上涨中，还是在市场大幅下跌中均可以正常交易。另外，在股指期货交易中，存在大量的套期保值者和套利者，如果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出现了非理性波动，或者股票价格与股指期货价差增大，就会引起投资者的反向操作以及大量套利行为产生，从而也抑制了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

    “在我写提案期间和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中金所进行了多次关于推出股指期货的交流。2010年4月16日，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我也参加了当天的敲钟庆典。”贺强教授认为，股指期货推出，标志着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贺强教授同时也感慨，股指期货原本是套期保值的工具，但因为制度与监管的不完善，却被一些投资机构用于炒作，偏离了它最初设立的理念。为减少恶意投机行为，股指期货在2015年被大幅提高保证金，导致成交活跃度大幅降低。

    就此，贺强教授表示，在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股指期货套期保值与风险对冲的作用，对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对流动性提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在股指期货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与完善监管，保持股指期货的健康发展。

    一波三折的场外市场建立

    在贺强教授的众多提案中，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的建议不少，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关于发展场外市场的提案。

    在贺强教授看来，能够登陆场内市场交易的公司仍属于少数，而更多的公司需要通过场外市场寻求资本支持。建设好场外市场这个蓄水池，才能给场内市场源源不断注入活水。

    贺强教授说：“多层次资本市场一个分层是场内、场外市场，场内市场有不同板块，场外市场有三级市场、四级市场，以及全国统一的场外市场和地方性场外市场；另一个分层是现货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这些共同构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增加市场弹性，提高市场运行的安全性。”

    中国资本市场的场外市场发展历史并不比场内市场晚，20世纪90年代初期便有一批地方性交易中心出现，其中还包括法人股交易市场。但在1998年，由于不合规交易情形严重和缺乏法律法规约束，监管层决定整顿场外交易市场，大多数场外市场被叫停。

    “如何处理这些场外市场的挂牌公司是一个难题，我曾带队调研了NET法人股市场，并出具了详细的调研报告。”贺强教授表示，这份调研报告为三板市场的建立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

    2001年7月16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开办，这也是最早的三板市场。此后证监会将三板市场的管辖权让渡给中国证券业协会，协会引进一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到三板市场，为与之前区分，起名为“新三板”。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模式单一问题，贺强教授自2010年开始连续递交提案，建议扩大三板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场外市场。2012年9月20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运营管理机构，并且沿用了“新三板”的名字。

    新三板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2020年7月27日新三板精选层首批企业亮相，作为新三板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精选层交易有助于提高新三板流动性，为新三板更好地对接科创板和创业板打下基础。

    “证券市场的主体不仅包括场内市场，还涵盖范围更加广阔、门槛更低的场外市场。一个良性循环的场外市场加场内市场，才能让企业在资本的助力下一步步成长起来。”贺强教授说。

    恢复国债期货恰逢其时

    国债期货属于重要的金融创新品种，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曾在1992年12月28日开展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不充分，市场十分冷清，1993年上交所修改了国债期货交易规则，市场开始活跃。

    由于当时股市低迷，大量资金流入国债期货市场进行炒作，过度投机情况严重，终于在1995年2月23日爆发了“国债327事件”，导致在1995年5月17日，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

    此后，我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市场成交规模不断扩大，监管与法律法规也不断完善。2012年，贺强教授认为重新推出国债期货交易的条件已经成熟，随即递交了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提案，也有很多金融学者在这一时期呼吁恢复国债期货。

    贺强教授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和期货市场的深化发展，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国债现货市场规模稳定增长，期货法律法规也得到完善，这些都促成了国债期货交易重新推出的基础。”

    贺强教授认为国债期货的意义重大，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延缓债务危机、有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金融调控机制等。国债期货增加了国债市场的一个层次，使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加完善。

    针对国债期货的风险控制，监管层也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2013年9月6日，在经历了19个月的仿真测试之后，国债期货正式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挂牌上市。

    此后，贺强教授还呼吁尽早制定保险资金参与国债期货运作，以及让商业银行等参与国债期货市场。在他看来，商业银行、保险资金等债券现货市场最主要的参与主体尚未进入国债期货市场，国债期货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发挥仍不充分。

    “因为从境外实践看，期货和期权是风险管理的两大支柱，现阶段我国已成功上市国债期货并实现平稳运行，除了增加市场参与主体，还应该进一步加快上市更多国债期权产品，充分发挥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贺强教授说。

    千呼万唤的T+0交易

    不同于证券交易印花税单边征收、推出股指期货、恢复国债期货等提案的接踵落地，贺强教授已连续多年提出恢复T+0交易。

    在2020年全国两会提案中，他再次建议科创板率先实施T+0交易。因为科技创新公司不确定性强、风险大，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后，投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而推出T+0交易能够让投资者及时止损。

    贺强教授说：“现有的T+1交易情况下，投资者当日如果高位买入股票，即便发现股价一路下跌，当天已没有了改正投资决策的机会，只能等到第二天开盘才能卖出，这会使投资者的损失放大。而且T+0交易能够活跃市场，可以在不增加杠杆的条件下，增加股市的成交量。”

    要不要在我国证券市场恢复T+0交易，这个争论可谓由来已久。虽然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实行T+0交易是一个趋势，毕竟在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市场里，都是实行的T+0交易机制，关键是现阶段是否有实行T+0交易的条件。

    有很多业内人士对实行T+0交易持反对意见，认为它助涨了投机，判断依据之一是，1992年5月21日证券市场曾推出了T+0交易，但因为出现过度投机现象，在1995年1月1日又改为T+1交易。

    贺强教授就此表示，彼时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证券市场还不成熟，投机氛围过于浓厚，但现在随着证券市场规模倍增，《证券法》出台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细化，T+0交易的条件日趋成熟。

    “近年来我不断修改关于推出T+0交易的提案，比如建议有步骤地推出T+0交易，先在大盘蓝筹股推出T+0交易，或者先在科创板推出T+0交易。按照稳妥起步、循序渐进的原则，为了减少市场投机炒作行为，可以限制交易频次，实行单次T+0机制，限制交易次数等。”贺强教授说。

    T+0交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贺强教授认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本质不是从投资交易和市场秩序等方面教育投资者，而是要对融资者加强教育。

    “虽然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更重视投资者的市场。”贺强教授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