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真理》印象：“祛魅”与“返魅”

    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只能进行货币形式的计量与约束，无法体现社会的善、恶、真、假、美、丑，无法体现值得为之生活和工作的目的。

    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家阵营中，富兰克·奈特（1885-1972）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及对经济学哲人般的思考，而成为最具原创性、最有影响力的杰出社会科学家之一。

    奈特对经济学理论里程碑式的贡献是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划分，以及对企业性质与利润来源的揭示和论证。除此之外，奈特对经济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对自由竞争经济的矛盾和局限，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与复杂人类动机与社会行为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适用性与局限性，都有着深刻的洞见。这种洞见在《经济学的真理》这本书中多有体现。对应于理论的“建构”，奈特对经济学的这种“解构”，在客观上对“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理论以及无所不包的经济学学科意识进行了“祛魅”，促使人们对市场经济、对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对象和范式进行多方位的重新思考，对后市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其他经济学大师一道，推动型塑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形态。

    这种“祛魅”体现在多个层面。

    比如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奈特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仅只是人的“经济动机”或者说是“物理动机”，这种动机仅只是人们限于“谋生”的最基本需求，远不是生活的全部。奈特认为人的动机更接近事实的解释是“为行动而活着”，比如延续个体与种族生命的需要，对生命的热爱等；人们活着，“为的是实现他们认为值得过的那种生活”，包括情感的、文化的、审美的、道德的动机与社会目的，远不是物质动机所能够覆盖。经济学把人的理性限定在物质层面，并由此作为衡量人们活动的唯一标尺，这一假设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再比如经济学研究领域。奈特认为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经济及其价值度量“把社会生活等同于商业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所有的价值都被简化成了货币度量”，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只能进行货币形式的计量与约束，无法体现社会的善、恶、真、假、美、丑，无法体现值得为之生活和工作的目的，无法强调经济文化背后的非技术因素，如政治、心理、智力和宗教因素等，并且通常带来人们行动的扭曲。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对此鲜有涉及。

    对于市场机制作用问题，奈特指出了市场的不完美性，以及完全竞争、也即是市场主体之间完全的自由讨价还价的不可能性。奈特认为从真正公平角度看，现实中并不存在、实际上也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竞争中性”。完全的自由放任并不可取，竞争至少应该有伦理的底线。

    对经济学作用与局限的认识也涉及到经济学与多种科学的关系问题。奈特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涉及到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与纯粹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的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在规律的认识与运用方面存着诸多问题，这使得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既往的经济行为，但在预测与改造未来方面的作用有限。而应对预测问题，还需要创造条件，更多考虑与着眼于历史与现实逻辑，运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技术工具融合进行解决。

    奈特的上述观察与对经济学局限的揭示，本质上也是对资本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批判和反思，这些思考推动经济学在重新解构的基础上拓展其内涵和外延，对诸多的经济理论分支如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产生了深刻启迪，并直接催生了规制经济学的诞生。同时，奈特对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管制理论，乃至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学科领域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广泛探索，丰富了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并将经济学方法与应用工具反向推进到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由此，透过学科的广泛比较，奈特的这些贡献使得他所开创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imperialism）”联系在了一起，使人们更增添了对经济学魅力的新认识，这是经济学在解构之后的“返魅”。而对经济学“祛魅”与“返魅”的交织性认识，正是我们对《经济学的真理》一书最深刻的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