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影响及应对

    ■李佩珈 梁婧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去杠杆政策的实施，近年来我国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稳中趋降。但随着过度负债文化的兴起，住房抵押贷款的快速增长以及新兴消费金融的蓬勃发展，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快速上升。相比非金融企业债务，居民债务一旦出现问题将难以解决，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大，不仅会降低居民储蓄、抑制居民消费，还使得居民储蓄下降，抑制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明显上升

    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居民债务/GDP）快速上升，由2008年一季度末的18.8%上升至2018年一季度末的49.3%，十年间上升了30.5个百分点，上升速度快于多数国家和地区。同期，全球及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居民杠杆率逐步下降。全球及发达经济体国家居民杠杆率分别从2008年一季度末的67%、83.2%下降至2018年一季度末的61.8%和75.2%，分别下降了5.2个百分点和8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居民杠杆率更是下降了21.3个百分点。

    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加大了居民偿债压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我国居民债务本息收入比（居民债务本息/可支配收入）也由2009年的6%左右上升至2017年的12.8%，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根据笔者测算，我国居民债务收入比（债务/可支配收入）从2008年的31%增长到2017年的近80.3%，日益接近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但相比OCED国家132%的平均居民债务收入比仍有一定差距。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居民负债主要集中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2018年6月末我国居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为23.8万亿元，占居民总负债的60.8%。再加上公积金贷款（2017年约为7.56万亿元）、“首付贷”等，居民实际的住房相关贷款占居民总负债的比例在70%以上。住房按揭贷款增速明显快于居民总负债增长速度，2013年至2017年，住房按揭贷款年均增长24%，同期居民总债务年均增长9%。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改变，由过去习惯存钱、担心欠债、谨慎消费的生活方式向少存款、敢借贷、超前消费转变。不少80后、90后甚至00后通过网上借贷平台、银行卡透支等超前消费。2018年8月末，我国消费性贷款规模达31.5万亿元（预计2018年末将达到36.6万亿元），近年来一直保持20%以上的年均增速，远高于美国4%、欧元区和日本2%左右的年均增速。2009年至2018年一季度末，我国信用卡贷款年均增长32.9%，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出17个百分点。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也带来违约风险的增加。个人信用卡不良贷款率高企，2016年为1.9%，比个人贷款不良率高1.14个百分点。

    目前，除了银行贷款外，居民还可以从消费金融公司、电商平台、互联网分期平台和小额贷款公司等获得贷款。由于缺乏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支撑、风险管理模式尚不成熟，这些新型消费金融机构快速扩张的同时风险也在集聚，衍生出“裸贷门”、信用卡套现黑色产业链、逾期暴力催收、“现金贷”变相高利贷等市场乱象。近期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通过手机回租等方式将“现金贷”业务变身为“回租贷”，名为租赁、实为借贷（“名租实贷”），并强行搭售会员服务和商品变相抬高利率。这些不仅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还使得大量低信用人群进入信贷市场，导致居民债务规模迅速累积。

    二、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将导致经济金融风险

    国际经验表明，当居民杠杆率超过30%，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将由正转负；一旦超过65%，将给经济金融稳定带来冲击。

    一是债务过度扩张将透支居民消费潜力，抑制消费能力。居民债务增长远超收入增速将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持有债务占比较高的国家，其债务过快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经过多年的调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2018年上半年达到78.5%）已远远超过投资和出口（2018年上半年，其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为31.4%和-9.9%），一旦消费动力减弱，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是杠杆率上升降低居民储蓄率，影响投资和经济增长。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不仅加大偿债压力、挤占消费，还会降低居民储蓄率，导致投资率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2017年，我国居民存款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10年的25.4%下降至12.7%，国民储蓄率也从2010年的51.2%下降至46%（国民储蓄是指投资可用资金来源，对应当期没有消费掉的所有收入，包括存款、理财、货币基金、股票投资等，居民部门储蓄构成国民储蓄的一部分）。未来，随着金融脱媒的加快、老龄人口占比的上升，储蓄率还将持续下降。

    三是债务过度扩张带来虚假繁荣，增大系统性金融风险。居民债务增加会造成经济虚假繁荣，扭曲市场预期，引起居民非理性负债。乐观预期下银行也倾向于放松信贷条件，增加对居民部门贷款，推高资产价格。一旦债务难以持续、资产价格大幅下降，容易引发经济金融市场的动荡调整。通常，非金融企业债务可以通过债务展期、债转股等方式来实现“以时间换空间”，促进债务风险逐步化解。与非金融企业债务相比，居民债务问题更难以解决，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收入居民债务迅速积累。

    三、政策建议

    长期以来，居民部门低债务、高储蓄是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比较优势之一。但近年来我国居民过快负债、杠杆率攀升，将对未来经济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针对这一新现象、新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合理引导，有序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未雨绸缪，引导居民理性消费、合理负债。吸取美国鼓励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导致经济金融失衡的教训，引导居民理性负债。一是避免形成超前消费的社会环境，对消费金融公司等的过度宣传、诱导性推广等加强审核和监管。二是开展消费者金融教育，帮助公众学习现代金融知识，提高债务风险意识。三是加强消费者保护，建立消费者投诉信息收集和反馈制度，识别潜在的消费者保护问题。

    第二，充分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审慎发放居民部门贷款。一是引导金融机构更加审慎发放居民部门贷款，适时采取提升贷款价值比例、贷款收入比例等宏观审慎政策。二是加强资金流向监管，防范其以各种形式流向房地产市场。三是将网上借贷纳入个人征信体系，多方位、全口径监测居民债务信息。

    第三，实行统一监管，避免监管套利导致的风险转移。

    借鉴国际经验，对从事消费贷业务的各类机构一视同仁，在牌照准入、信贷额度、限制杠杆等方面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同一类金融业务实行同样的监管标准，避免监管套利。针对“名租实贷”等新型消费金融加强监管执法。

    第四，纠偏住房过度消费倾向，引导住房消费回归理性。一是针对当前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现象，提高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精准性，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二是对地方政府“明调控、暗刺激”行为进行纠偏，形成房地产调控合力。三是加快财税体制、货币金融、土地供应等一揽子的改革来推动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建立。四是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改变目前因较低的持有成本导致的房地产过度投资投机。同时，房地产税的推出需要充分考虑实体经济承受力及居民整体税收负担。

    第五，建立居民部门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测机制。借鉴美国等国应对家庭债务危机的经验，加强对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预警和监测。一是实行差别化的家庭负债控制措施，分区域（不同城市）、分主体（不同收入群体）监测居民负债状况。二是监测房地产价格变化、抵押贷款比率和家庭收入变化对居民短期偿还能力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