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终结的背后

    ■沈建光

    10月26日，欧央行宣布从2018年1月开始缩减当前每月6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规模至300亿欧元，这意味着欧元区超宽松货币政策时代正在终结。而此前，美联储已于10月份启动缩表进程，日本央行亦有关于宽松政策退出路径的讨论。可以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是基于各国经济逐步走出危机、重回恢复性增长的背景下而做出的决定。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十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终结？答案却是未必。在笔者看来，危机的影响远未消除，近年来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出，发达国家政治领导力下降，显示宽松的货币政策治标非治本，缓解危机的同时，主要促进了全球资产价格的上涨，而对实际工资提升有限，各国贫富差距加大，不平衡加剧，是引发政治乱象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危机并非结束，而仍在持续。

    量化宽松下的经济增长恢复

    从增长指标来看，全球经济似乎已走出危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2%，好于2008年全球3%的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7年、2018年全球GDP将进入上升通道，增长分别为3.6%和3.7%。其中，美国经济虽然不及预期，但整体来看，2017年增速也将比2016年有所恢复，或达到2.1%。

    欧洲经济更是成为今年全球亮点，正如笔者在2017年欧洲系列文章中提到的，欧洲大陆的复苏是普遍的，在核心国德国、法国，建筑工地随处可见，受英国退欧影响，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开始把一些伦敦业务部门迁至法兰克福；曾经深陷债务困扰的西班牙是欧洲经济的领头羊，给人惊喜；在北欧，瑞士房地产市场一片欣欣向荣，到处是新开工的气息，甚至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的警告。

    日本经济进入了十年来最长增长期。今年二季度日本实际GDP实现2015年以来最高增速，季环比增长0.6%，季环比折年率增长2.5%，而这也是日本经济连续第六个季度增长，为十年来最长增长期。如果日本经济扩张延续到第三季度，这将是2001年以来的最好表现。也正是日本经济的积极表现以及抗通缩有所成效，使得安倍能够连续第三次担任日本首相，成为战后日本执政期最长的首相。

    而新兴市场国家方面，得益于美元由强转弱的出现，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表现也在今年出现反转，由降转升，资金流入进一步增加，市场情绪转为乐观。IMF预测今明两年，新兴市场国家增速分别为4.6%和4.9%，仍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其中，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增长贡献显著，而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增长预期也均被IMF上调。

    在笔者看来，全球经济恢复主要归功于危机以来各国相继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危机以来，各国几乎把货币政策应用到了极致，如量化放松、负利率等创新不断打破原有理论框架。从各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来看，如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比金融危机前扩大5倍，欧央行扩大3.7倍，日本央行扩大4.5倍，均证明了这一说法。

    而如今增长恢复也促使各国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如美联储已于2015年12月开启历史性加息，至今已经加息四次，并于今年10月启动缩表进程。欧洲央行也于10月26日决定从2018年1月份开始将当前每月6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规模缩减至300亿欧元，说明欧元区超宽松货币政策时代正在终结。而日本央行虽未提退出宽松政策，但实际上，也在操作中减少了央行购债规模，加之此前已传出日本央行已经开始讨论宽松政策退出机制。这显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未来逐步收紧将是基本方向。

    收入差距、社会割裂削弱领导力

    尽管经济向好，非常规政策逐步退出，但笔者并不认为危机已然终结。相反，近年来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出、发达国家政治领导力下降的事实，在笔者看来，显示了宽松政策治标非治本的困境。

    以美国为例，可以看到，当前美国房价已经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2012年到2016年美国标准普尔/CS房价指数年复合增长达到6.6%；道琼斯指数也已突破23000点，创历史新高。然而，相比之下，美国工人实际工资近30年来增长几乎停止，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报告，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胀因素，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仅0.2个百分点。而资产价格的攀升则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同时加剧了社会普通民众的不满，进而演化成政治上的黑天鹅事件。

    纵观全球，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正在蔓延。如英国退欧的出现，以及德国极右势力的兴起并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民粹主义兴起的背后均反映了其社会阶层更加割裂、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的事实。今年以来，西方年轻一代国家领袖相继出现，如最新当选的奥地利总理——31岁的库尔茨，新西兰总理——37岁的杰辛达·阿德恩等，也主要抓住了选民对于社会现状不满、寻求改变的迫切希望。但很难想象，缺乏系统的施政纲领，资历尚浅凭借迎合民众的选举口号而上任的领导人，有足够的能力给国家稳定发展助力。

    总之，笔者认为，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虽然用到了极致，帮助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劫贫济富的政策却催生了公共政策领域的危机，给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增加了变数。相比之下，金融危机十年来，给中国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如近年来中国出口全球份额不降反升，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场，中国“新四大发明”领先全球，以及“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加入SDR显示国际影响力亦不断提升等，令人欣慰。

    （作者系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