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别离：辞任复星影视文化集团CEO 张昭：不惋惜是假的 但该放弃时就要快一点

    耀眼和喧闹已经离电影行业很远了。影院停摆100多天，大家皱着眉头忧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姜伟、叶宁、康利等高管分别从万达影视、华谊兄弟、猫眼娱乐等平台去职，都没能激起舆论热议。可当离职的主角是张昭时，闻者不禁一声叹息。

    稍微了解一点中国电影行业的人都知道张昭的行业地位，稍微知道一点张昭的人，都会有感于他的职业经历。他从零开始创办并掌舵光线影业、乐视影业，倾注了心血，也看到了成果，但最后总是离开，而且似乎都错过了“最好的时候”。

    张昭的第三次别离，是前不久辞任复星影视文化集团CEO，这一次的任职时间比前两段都短得多，仅仅8个月。而这次离开，中国电影市场已大变。一场疫情让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个时候要想再受到众多资本加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又一次没有赶上“最好的时候”。张昭的言语里却听不出一丝的“英雄落寞”。“职业经理人”张昭离开了公司，“产业人”张昭却还会坚守在电影领域，虽然现在这个产业是如此艰难。

    “通过问我的选择，其实你问了为什么电影不会死。”张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忆起一段画面，十多岁时，他趴在门缝里偷看邻居家电视里放的电影《森林之火》，电影是黑白的，对少年张昭留下的心灵震撼，却让他下决心一生追求电影事业。

    告别复星，在行业低谷时

    “谢谢你们没有直接问我这次为什么离开。”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关心他离职后的去向时，张昭笑着说道。

    在不同公司里做了很多年CEO，张昭很懂得说话的分寸。“我现在不代表公司了，仅仅代表我个人，所以很多话我能讲，别人不能讲。可能别人也觉得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实话，对吧？因为如果在一家公司里做CEO、董事长，身上的压力是很大的，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

    2019年6月，张昭离开坚守了7年的乐视影业。两个月后，他加盟复星集团，任复星集团副总裁、复星影视文化集团CEO。这段任期里，还没来得及看到打着鲜明张昭烙印的业绩出炉，行业就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

    2020年上半年，疫情给电影带来空前的损失，每家公司都要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至于张昭最看重的事业抱负——产业升级，作为公司大多无暇顾及。“这个时候，反而你作为个人来梳理产业升级的逻辑，自由一点、作用会大一些。”张昭委婉地回应了他此番离职的原因。

    离任复星的短短数日内，张昭的电话不断，原来的同事们给他发来各种消息，传言称他将前往某某公司或某某公司。“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看到的。”张昭说，“因为这些方面我真的没想，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事：帮产业升级做梳理，与大家多交流我对产业的思考；与年轻创作者多合作，帮他们的影片做监制。”

    张昭还记得做《小时代》系列时，前两部接连推出，在收获不错票房的同时也出现许多负面口碑。初为导演的郭敬明问张昭：“《小时代3》和《小时代4》我们怎么拍？我们要不要也往成人世界的价值观上靠一靠？”

    张昭毫不犹豫地sayno：“不但不要，而且我们还要拍得更加‘小时代’。”之所以去做《小时代》系列电影，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少女的闺蜜梦想”，其他人的观感不重要。

    “青年电影人了解我是怎样把作为电影导演的郭敬明做起来的，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试图和他们多沟通，只是之前产业没那么大调整时，这个行业不缺钱，他们也不愿意听我唠叨。现在聊就顺得多了，因为他们需要安全感，需要我这样的监制。”张昭说，“疫情的冲击，青年创作者们其实是最脆弱的，他们做电影的决心需要保护。”

    “为青年导演当监制，也是在做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就是这样一部电影一部电影做起来。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我肯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行业里有很多有识之士，我也有很多朋友，大家都想做些事情，帮助行业走出低谷。”张昭说。

    乐视至暗时坚守，天亮后离开

    2018年3月，张昭公开了一封内部信，宣布原来的乐视影业获融创中国及其他股东10亿元增资后，大股东变为融创，原属于乐视控股的股权逐步以转让、拍卖等方式被处理，这标志着张昭带着整个公司正式与乐视剥离。

    两个月后，一篇名为《张昭：挣脱乐视，走出至暗时刻》的文章在电影人的朋友圈里刷屏。在那篇文章里，张昭讲述了2017年4月18日深夜，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贾跃亭在乐视影业楼下待了很久，他想拿走影业的最后一笔钱，数目是3亿元，用于抵押乐视的债务缺口。

    上述文章显示，贾跃亭坚持要见张昭，张昭没有出现。在熄灭了60多个烟头后，张昭决定，“还是得借”。借款流程是贾跃亭与孙宏斌的融创协商，贾跃亭承诺在4月24日将这笔钱如数归还，可贾跃亭在孙宏斌和张昭面前失信了。

    陷入危机的乐视体系拖累乐视影业的那一年时间，张昭形容为“至暗时刻”。幸亏经营乐视影业时，张昭严格的风险控制，再加上新股东孙宏斌的力挺，让乐视影业避免了与乐视体系一同崩塌的命运。

    此后，乐视影业更名为乐创文娱，融入地产王国融创的大版图中，张昭为乐创文娱规划了线上影视与线下文旅联动的“蝴蝶矩阵”。而在公司平稳经营一年多后，2019年6月，张昭突然辞职，接任乐创文娱CEO的是孙宏斌的大儿子孙喆一。

    至暗时坚守，天亮后离开，张昭的选择让人琢磨不透。

    “当时大家的确不知道，现在我可以回过头来说这段选择了。”张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处在我那个位置上，就要对很多人负责。融创和乐视作了资本交接后，过渡期很重要，所以他们叫我守夜人也好，叫啥都没所谓，我肯定要对这段过渡期负责。”

    那时候，张艺谋的《影》还没上映，《熊出没6》也在制作中。这些作品都是张昭在乐视影业时开发的，为了对创作者负责，张昭也断然不能立即离开。

    “再有当然是对团队负责，跟了我很多年的创业团队，我不能自己先作自己的选择，要让他们先作选择。”张昭连说了三次“负责”，“先尽责任，再图发展。所以最后那两年，就是个责任问题。那么这些责任基本都尽到后该做什么？到了放弃的时候就一定要快一点放弃。”

    再上一次别离，是他离开了一手打造的光线影业。光线影业和乐视影业都没有实现他最初寄予厚望的独立上市。在转身离开后，公司所享受的鲜花与荣光也不再属于曾经的领袖。

    “你要说惋惜有没有？当然有，我干一件事都是全情投入的，而且都希望它能在自己手上开花、结果，还能遍地都是。”张昭坦言，“但应该这么想，每个阶段我都把为产业做的贡献最大化了。”

    “老实说，每一次平台或资本，都给我很多回馈，方方面面的。但现在电影产业里的资本还是第一代资本，我这样一个做产业的人，对它们的作用一定是阶段性的。”张昭告诉记者。

    用互联网为电影导流，推动品牌化、系列化影片，目标受众精准化、聚焦青年观众等，种种理念都是张昭在不同平台从业时留下的，这也是他一直推崇的产业升级——像迪士尼一样做电影。对不同的资方而言，张昭的去留总有时，可对产业而言，这些实践和经验却留下了注脚。

    “娱乐”与“快乐”一字之差，有本质之别

    1996年，张昭结束美国留学后回国，他第一份职业本是一名电影导演而不是产业人。在美国就读电影制作专业时，他拍摄的短片《木与词》获得了学生奥斯卡奖。

    “过去我是立志要造车的，回来一看发现根本没有路，那你造一跑车干嘛呢？”张昭这样阐释他从创作者转为产业人的原因。

    那时候，中国电影市场还非常弱小，2000年，张昭到北京的第一年，当时的年度电影票房才8.6亿元。2006年张昭开始做光线影业，年度总票房约20亿元，到2011年创办乐视影业时，票房数字已翻了5倍达到100亿元，2019年飙升至642亿元。

    “步子太快了”，一路走来，张昭感慨。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资本涌入，影视公司迎来上市潮。虽然全年影片产量只从2010年的526部增长到2019年的616部，但这期间票房增幅却超过500%。

    截至2019年6月24日，在张昭的带领下，乐创文娱先后通过旗下公司参与的影片有66部，合计票房高达130.08亿元。

    “资本进进出出，都忙于推高票房炒股价，股价高了就赶紧溜。这20年发展得太快了，但产业要一步步地积累，高速发展势必需要‘补课’。前几年我也做了一些产业升级的实践，把依赖单片票房的盈利模式变为品牌化的模式，就像迪士尼和漫威，本质上是轻资产，最值钱的就是它们的知识产权、它们的品牌。”

    张昭自嘲，人已不在乐视了但还总给“熊出没”打广告，这是乐视影业和华强方特当年合作开发的，从一部影片衍生成系列、再衍生成品牌，在他心目中，这确实是一个电影品牌化的先例。

    印象中，张昭还是一名互联网与电影融合的旗手。

    2011年，贾跃亭向张昭抛出橄榄枝，当年的《失恋33天》大获成功，让张昭意识到，电影产业必须通过互联网平台与消费者联动，但光线已无法满足他在互联网上的尝试。

    执掌乐视影业期间，陆川和张昭有一场关于电影可否先在互联网点映的争执。2015年乐视影业出品电影《消失的凶手》，张昭想让这部影片在100万台乐视电视上率先点播，为影片上映前的营销造势。陆川急了，“先是胶片电影没了，转数字拍摄了，现在又是电影的首发在互联网电视而不在电影院了。虽然咱们是好朋友，但你要是这么做，我就在你办公室静坐、拉横幅。”

    与《囧妈》转战互联网的情形如出一辙，当初影院和院线也剧烈反弹，采取了“撤映”“退票”等激烈的抵制方式。迫于压力，《消失的凶手》在超级电视里的播放宣告取消。

    “陆川现在见到我，还说那个话。”而张昭也依然坚持自己当初的观点，“对互联网，大家不要拒绝，不要怕。”

    《囧妈》在电影院点映时，张昭也去看了，很多人猜豆瓣评分至少7、8分，因为都看哭了。可最后转到网上，反响就比较差了。

    “为什么呢？逻辑很简单，电影院是一个创造共情的场所，120分钟黑着灯、音效视效冲击，观众产生与人物与主题的情感连接。而网上看这个故事，周围亮着灯、旁边一堆人，手机一响我就退出，想哭也哭不出来。网上看电影只提供‘娱乐’，电影院才能提供‘快乐’。”

    “多一个观影场景，对内容来讲不是坏事。你要品牌的沉浸、情感的共鸣，手机绝对做不到。而且就算是流媒体，也不可能消化这么多的电影成本，不会都转到网上的。”张昭认为。

    花小钱调整商业模式，盘活行业存量

    一场疫情，捅破了票房增速放缓、影视公司净利润下滑的窗户纸，甚至让本就风雨飘摇的电影产业几乎直面“生死”。更为严峻的是，当下不只是电影业面临困难，整体的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曾经被资本青睐的影视产业，还可以再次吸引资本回眸吗？

    “我觉得这个阶段就别想了。”张昭断言，“正视危机，抛弃幻想！花小钱调整商业模式，盘活行业里存量的这些钱。其实做电影、调整模式这件事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钱，‘穷则思变’，慢慢做、耐心做，做出样板、做出增长来。资本不是慈善家，当你调整完了，价值资本自然会来。”

    目前，各大影视公司手中都有不少大片压着，现在面临着无法确定的定档时间和锁死的业绩报告时间点，压力的确大。

    张昭直言：“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来消化这些存货，消化会不会造成一些投资的损失，我觉得还很难说。”

    “我听到电影人都很‘丧’，但哪个行业现在不难？咱们做电影的首先要自救，别等着别人来拯救，电影要做强者，不要做娇娥，要自强才能强。”

    回顾张昭的成长，是“精英主义”的经历，其父亲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专家，考大学时他不顾父母反对，报考了军艺导演系，被父亲知道后硬是给拽回复旦读计算机。张昭在复旦念哲学系硕士时，张艺谋带着还未上映的《红高粱》来到复旦大礼堂，想看看复旦学生的观后反响。台上，唱起了“喝了咱的酒啊，见了皇帝不磕头”；台下，张昭热血沸腾，少年时趴门缝看黑白电影的感动再次被唤醒。

    后来，张昭去纽约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纠结再三，还是把专业改成了电影制片。人生不过大梦一场，他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选择电影梦。

    “我接受过那么多采访，还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起他的精英主义教育背景，为什么对这个尚处于混沌状态、准入门槛也不高的电影行业情有独钟时，张昭停顿了一会。

    “我觉得通过问我的选择，其实你问了为什么电影不会死。我们这群人把电影这个事儿看得至高无上，因为我们都曾被电影深深影响过，希望电影人能一代代做下去，让我的孩子也能捕捉到电影的价值。”张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