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切换 金融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

    证券时报记者 李颖超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解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报告内容，针对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未来增长动能进行分析，并对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开放作出展望。

    “政策上看，中国金融开放的力度在不断增强，并将一直持续。外资进入在岸市场也会加速国内机构化进程，推动资金流向专业机构。”在王丹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提出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境外投资者将进一步放开，对企业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制度便利将进一步提升。

    高质量发展

    需要多重要素支持

    证券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型过程中，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精髓？

    王丹：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动能。其中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向高附加值的部分攀升，尤其是上游研发设计环节；二是技术进步带来自动化程度和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每个个体融入到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享有平等的机会，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意味着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高质量发展也意味着绿色发展。气候变化不仅对长期增长构成威胁，并可能加剧不平等，因此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进行低碳转型，意味着未来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转型和技术改造上更为迅速。

    证券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你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备要素是什么？需要在哪些方面着重加快建设以发挥关键性作用？

    王丹：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技术、人员、资本等要素的支撑。具体体现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构建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并实现人员、货物、信息等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通。这背后需要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支持。

    在新型基础设施上，国家发改委在2020年已提出新基建的概念，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涵盖通信网络、科研创新、新型能源交通等方面，涉及诸多新兴产业链。中国在新基建的规模提升上已经非常迅速，下一步的着力点在于提高质量和使用效率。

    以新能源基建为例，截至2021年底，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已达44.8%，并且2025年将超过50%，但是面临消纳能力不足、局部地区弃风弃光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未来则需要构建与可再生电力的高渗透率相适应的新型电力系统，提高可再生电力的平稳性、消纳能力和跨区域调配能力。随着人口向都市圈的进一步聚集，基础设施投资也需考虑到地区的实际需要，避免无效投资和资源低效利用。

    制度建设则需要继续支持人员、资金的自由流动以优化配置效率。在人员流动问题上，一方面需要户籍制度继续放开，提高人员的流动效率，使劳动力自由流向产业发达和就业机会多的区域，发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经济聚集功能；另一方面，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也需要各地区之间深化分工，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例如沿海区域具有港口优势，适合发展对外贸易和高技术制造业，而一些内陆区域的自然资源丰富，适合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等。

    此外，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上，除了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以支持不同行业、阶段和类型的企业，也需不断完善数据治理方面的相关条例，将科技手段应用于普惠金融、风险控制等领域，以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数字技术正成为新动能

    证券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你怎么看待“数字经济”？

    王丹：数字技术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动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优势主要在于完善的工业体系，客观上带来了庞大的产业数字化需求。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工业（例如工业机器人、数字孪生等），以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有利于缓冲中国未来由于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此外，数字技术应用也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当前汽车和电子制造业贡献了一半以上的工业机器人应用，而新兴行业的发展也催生出比传统行业更强劲的需求，例如2021年，锂电池、仓储物流和光伏行业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分别同比增长131%、103%和51%。

    在某些核心技术领域，中国仍然依赖进口。例如，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2020年中国新安装的工业机器人中，仍有超70%是来自于进口。未来中国也将进一步加大对自主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四十多年，在你看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如何？

    王丹：未来，随着中国供应链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和自动化程度提高，创新将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除了培育新兴产业作为新的发展动能，也需要新技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意味着必须加强基础教育体系，并强调科学成果的应用和商业化。

    此外，中国仍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待释放，消费升级也将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壮大。

    金融开放力度

    将进一步加大

    证券时报记者：你认为，中国在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如何进一步发展外汇市场？

    王丹：过去的汇率市场化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实现了双向波动，央行也减少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外资准入限制的放宽，外资持有中国的股票、债券等人民币资产的规模将扩大，中国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也将提高。尽管短期内热钱的流入流出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冲击，但一定时间内的汇率预期只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某些项目，贸易差额、直接投资等项目则更多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此外中国还有资本管制这一道防线。

    未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将继续增强。高效的外汇市场能够有效传递汇率价格信号，国际经验也表明，有弹性的汇率能够减少国际资本外流的冲击。此外，扩大市场参与主体，在外贸企业中树立风险中性理念，灵活使用外汇套期保值等汇率管理工具，能起到资金的调剂对冲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持续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你对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开放有怎样的展望？

    王丹：政策上看，中国金融开放的力度在不断加大，未来仍将持续。外资进入在岸市场也会加速国内市场机构化的进程，推动资金流向专业机构。

    自“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来，相关政策出台明显提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外资流入中国的渠道增加、对冲工具增加、以及放松外资在金融机构中的股权限制。“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境外投资者将进一步放开，对企业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制度便利将进一步提升。可以看到，跨境金融服务方面，2021年浦东、横琴、澳门、前海等地都已推出了跨境人民币服务和金融开放试点，方便企业开展跨境投融资和资金管理业务。未来中国产业开放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开放的进程也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