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更担心的是创业投资萎缩”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从三来一补的外贸加工业，到高新科技产业集群，深圳40年的蜕变密码是“改革创新”。而在深圳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路上，有一股力量不可忽视——创业投资的力量。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创业投资可谓是相伴而生，其中有一批人以亲身实践见证了二者“亲密关系”，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就是其中一位。

    从大学教授到下海经商，陈玮的首个商海履历就是深创投，到后来创办了东方富海，陈玮与创业投资的缘分一结就是20年。从创投的200亿到10万亿规模，从全民PE到大浪淘沙，从退出难到注册制到来……陈玮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注册制的到来，长期掣肘创投流动性的退出困境终于得到阶段性的改善。而他最为担心的是，创投业出现了趋势性萎缩迹象，如果没有创投资金支持创业创新，要发展高新科技便是无源之水。

    见证创投20年

    1999年之前，陈玮还过着在兰州商学院担任会计系主任的安逸生活，在远赴荷兰研读工商管理学回国后，陈玮决定离开讲台，下海试炼。陈玮并没有马上就想做投资，只想找一份工作进入这个行业。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玮遇到了深创投，那时深创投正在招聘会计学方面人才，而陈玮恰恰是一名出色的会计学学者。陈玮眼前一亮，毫不犹豫地投下了简历，面试通过后，陈玮如愿加盟深创投，正式迈入了投资圈。

    “那个时候全国只有100多家创投机构，注册资本只有200亿元左右。”陈玮回忆道。而至今，全国创投机构已超过1万家，管理规模达10万亿。从1999年入行至今，陈玮见证了本土创投行业发展的20年，在他看来，这20年中国创投业的发展成就非常显著。而在这20年的发展中，深圳更是成为全国创投业的一杆旗帜。

    事实上，近些年，广州、青岛等多地都开始重视起创业投资，出钱出力努力打造创投之都，还有民间资本充裕的苏杭之地，也在大力发展创投基金，然而活力仍然不及深圳。在陈玮看来，相比之下，深圳在大力发展创新创业创投方面有三点显著的优势：第一，深圳市政府对市场的定位清晰，促进行业发展却不伸手干预。

    第二，深圳创投业的发展离不开深圳创新创业的生态圈。“深圳不仅仅有创投，还有像华为、腾讯、大疆这样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以及围绕这些龙头企业发展的众多创新型中小企业，这是创投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养分。”陈玮说，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深圳没有一个所谓的地域文化对创业创新的限制，因此创新生态能蓬勃发展。

    第三，深圳创投20年的发展，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聚集效应，以及自己独特的投资风格，特别是契合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城市定位，“我觉得短期内，其他地方的后起之秀，可能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够真正赶上。”陈玮说。在他看来，深圳创投业能有今天的成就，总体上是得益于深圳当年锐意改革的精神，“如果创投行业完完全全按照行政化的管理规则来管理，那深圳可能就没有创业投资了，至少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警惕行业萎缩

    在政策的力推之下，创业投资一路狂飙了20年，多家本土创投成为了行业的翘楚，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但近些年，不少业内人士发现，政府的推力似乎有所减弱，政策效应有点失灵了，行驶在高速路上的创投行业开始“刹车”。

    今年6月，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股权类私募基金的数量和规模双双下降，而且，这是从中基协自2015年公布第一期备案数据以来，首次出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下降。对于行业出现的“掉头直下”，陈玮也深有感触。“不可否认，创投行业发展至今确实遇到了瓶颈，长期困扰行业发展的基本因素，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陈玮坦言。

    实际上，在一些见证行业成长的创投“老人”看来，创投业正在萎缩绝非危言耸听，这从募资端上可初见端倪。“从2018年以后，虽然募资数量每年仍超过1万亿，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民间资本在萎缩，与此同时，国有资本正在增加。”陈玮说。

    当然，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民营资本周期短、来源杂、干预GP决策；而国有资本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返投限制、投资阶段限制等非市场化的行政要求等。在陈玮看来，这两个资金来源都不算是创投的主流LP，真正的主流资金还没有进入这个行业。“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大概55%的创投资金来自于社会养老金、保险资金、学校基金等，期限长达10~20年，而中国目前这方面基金的渗透率只有2%~3%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的萎缩只是一个趋势，但可能这个行业的萎缩速度会比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还要快。”陈玮表示，“去年以来，我们发现许多过去小而美的机构都开始募不到资，只能依靠当前仅有的存量资金来投资，如果新的资金不到位，可能在两三年内，会有50%以上的基金管理人失去资格，退出这个行业。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行业整合，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

    创投行业遇到的困境，对深圳本土创投也不例外。但在陈玮看来，在破解这些难题上，深圳应该更有优势和能力。“深圳有当年改革创新精神的传承，还有特区立法权，理应有更大的空间去推动一些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玮认为，深圳可以在几个方面下功夫：第一，通过特区立法，在行业税费优惠上做调整，鼓励行业发展；第二，政府出面成立一些市场化母基金，包括S基金，破解募资难题；第三，政府向行业注入更多的资源，把更多优秀的项目交给行业判断。

    不求高收益只求流动性

    可喜的是，困扰行业多年的退出问题从去年开始得以“破冰”。继去年科创板推出以后，今年的创业板注册制再给创投行业发放了“大礼包”，行业的退出渠道被打通，资金有望再度回流到投资端，从而缓解募资难题。在陈玮看来，注册制的最大意义在于，让创投行业有了正常的流动性。

    “我们不需要一个高市盈率的资本市场，而需要一个很强的流动性。”陈玮对记者表示，可以等待所投资的早期项目5年8年甚至10年才去上市，但最怕的是，项目投了10年且符合上市标准，也没有机会去上市。虽然创投机构对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并非把所有的收益都押宝在通过IPO登陆资本市场上。“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有1/3的项目能够IPO退出，还有1/3的项目能够并购退出，那基金就已经能赚不少钱了，能给LP交代了，这个市场就能正常流动起来了。”陈玮表示。

    可以肯定的是，注册制的落地是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层面的重大突破，资本市场从此逐渐走向成熟和市场化，但若要评价其取得的成效，则为时过早。陈玮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实施注册制之后，上市的企业都看似获得不错的市场认可，但这都是市场供应不足造成的。当市场供给足够的时候，市场自然会进行分化，好的企业就有好的流动性，差的企业就自然会被淘汰出局，这个才是真正检验注册制成效的时候。“等上了500家企业再说，有一天如果我们投的项目上市都亏钱，就说明市场成熟了。”陈玮说。

    市场供给不足，还会引发另一个现象，就是一二级市场套利，不可否认，当下市场套利空间依旧很大。“这是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只要合法就没有问题。”陈玮认为，只有当Pre-IPO的红利越来越少，套利机构才会减少，政府应该给予他们宽容，给他们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市场经济就是，给市场主体制定好游戏规则，让他们自由去发展，但要守住底线。”

    陈玮认为，如果退出的流动性不被进行人为干预的话，中国资本市场将会非常了不得，一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都能挣钱，市场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即创投投资的创新项目上市，创新企业得以发展，就业问题得以解决，国家也增加了财政税收，中国的科技含量上一台阶，创投基金也赚了钱，从而再反哺到投资创新创业上去。“中国未来经济的新引擎就是创业创新创投，就像一个三脚架，缺一条腿，或者有一条腿短了，都是站不稳的。”

    寒冬中逆市投资

    在创投募、投、管、退四个环节中，募资和退出更多受环境影响，但投资却真正考验创投机构的内功。在经济下行和疫情双重压力之下，许多创业企业都或多或少受到冲击，传导至投资端，就是投资风险加剧。

    “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投资差不多10个亿，如果不出意外，今年的投资量会超过20亿。”陈玮对于当前经济形势对投资的影响表示乐观。做投资20年，他在近5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投资的创业者、投资的项目，质量越来越高，创始人的素质、管理水平、规范程度、科技含量都比20年前，甚至10年前有大幅提升。“这些年的双创，让更多聪明人投入到创业中来，所以，我们感觉好项目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陈玮说。

    至于疫情对一些行业造成的影响，也需要辩证的看待。“疫情期间一些行业异军突起了，疫情之后，会发现一些能够替代进口的先进制造业起来了，人工智能也在很多场景投入使用等，包括科创板上的企业，技术含金量很高。”陈玮认为，中国不缺好项目，因为中国不缺创业者，但最值得呵护的，就是中国的创业创新环境。

    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相继落地之后，在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之下，陈玮阐述了东方富海的两条核心投资策略：一是把投资重点放在两头，即要么投早，投天使轮至B轮企业；要么投晚，投成熟期的项目。对早期项目来说，陈玮最看重创始人的素质，其次就是大行业，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对于晚期项目来说，看重规模、规范性及退出的确定性和成长性。但是，陈玮也坦言，如今的晚期项目，往往是项目方挑投资方，而不是投资方挑项目方了，因此，基金的品牌、资金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更加重要。

    第二个投资策略是，注重政府鼓励的新兴产业项目。“生物医疗、新材料、节能环保、5G产业链等，这些都是我们有积累的，而且要比以前更加提高标准，强化投资。”所谓强化投资，陈玮表示，就早期项目来说，一旦看上了，原则上20%~30%以上，如果项目发展得好，还会继续跟投，“投得早，标准高，但我要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