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离职数创6年新高 明星出走影响几何？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轮较大规模的基金经理离职潮正在上演。

    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103位基金经理离职，这一数据仅次于2015年同期的110位，创下6年新高，其中更是不乏林森、周应波、赵诣等明星基金经理。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过去对单一基金经理的极度依赖和迷信，近年来，随着各大基金公司投研平台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不断完善，优秀基金经理的队伍正不断壮大，明星基金经理离任的影响也正在逐渐减弱。

    离职基金经理

    数量创近6年新高

    在过去三年波澜壮阔的结构性行情下，公募基金赚钱效应突出，也催生了众多声名鹊起的明星基金经理。但随着近半年多以来市场走弱，不少基金经理选择了离职。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13日，今年以来离任的基金经理数量达到了103位，创下2016年以来同期最高，这一数量较去年同期的86位增加了近20%，基金经理离职潮再现。

    除数量外，这轮基金经理离职潮多次引起市场热议的另一大原因，是多位明星基金经理的离开。从1月份的兴证全球基金副总经理董承非、华安基金投资总监崔莹，到2月份的博时基金知名医药基金经理葛晨、宝盈权益投资部总经理肖肖，再到3月份的农银汇理明星基金经理赵诣、中欧基金投资总监周应波，还有5月初易方达明星基金经理林森的离任。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离任的百亿级明星基金经理将近10位。

    但其实，如果拉长时间来看，早在去年下半年，基金经理离职数量就开始逐渐增多，上述部分明星基金经理其实也早在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公告不再管理基金产品。据Wind数据统计，2021年上半年、下半年的基金经理离职数量分别为141位、186位，全年离职数量高达323位，刷新了2015年全年297位基金经理离职的纪录，创近6年新高。

    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2015年，还是2021年下半年至今，两个时间段均有一个共同点，即均处于牛熊转换阶段，每一轮牛市之后，市场的赚钱效应都会催生新一轮的基金经理离职潮。

    “市场行情切换的确是容易促使基金经理离职的一大环境条件。比如2019年以来，市场整体赚钱效应较为明显，但实际上主要是几大热门赛道引领的结构性行情，这导致基金业绩严重分化，有基金经理因为历史业绩优秀身价高涨，可以趁机跳槽或创业，也有基金经理在业绩考核下被迫离职。”上海某基金销售机构高管坦言。

    但他也表示上述现象非常正常，任何行业都需要市场化流动，再加上近年来公募基金发展迅猛，基金经理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基数大了，绝对数也会随之增加，投资者不必过分担心。

    并未触发大比例赎回

    俗话说“买基金就是买基金经理”，随着众多基金经理离职，是否赎回成为横亘在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尤其是对于明星基金经理的产品来说，遭遇的赎回冲击是否更为明显？

    令人意外的是，从近期的数据来看，虽然赎回在所难免，但大规模、大比例的赎回却并未发生，即使是在市场震荡加剧的情况下，众多明星基金也在这轮基金经理离职潮中完成了平稳过渡。

    例如，董承非在2021年10月20日卸任了兴全趋势投资、兴全新视野两只代表作，截至卸任前的2021年三季度末，上述两只基金的基金份额分别为341.47亿份、104.33亿份，到了最新的2022年一季度末，两只基金的基金份额分别为336.01亿份、81.28亿份，虽然有所赎回却相对可控。

    再比如，2021年12月17日，中欧基金前投资总监周应波卸任了中欧时代先锋、中欧互联网先锋、中欧明睿新常态等基金的基金经理，截至卸任前的2021年三季度末，上述三只基金的合计基金份额为227.84亿份，到了2022年一季度末，三只基金的合计基金份额为206.1亿份，平均每只小幅减少了约7亿份，也未发生大比例赎回。

    上述销售机构高管解释道，这主要是因为继任基金经理的业绩口碑也不错，使基民持观望态度，对明星基金经理的离任给予了一定的观察期，但未来能否留住持有人，仍要看继任基金经理的能否延续过往佳绩。

    例如，董承非的兴全趋势投资由谢治宇、童兰、董理三人携手接棒管理，该基金截至一季度末的规模相比董承非离任前仅小幅减少了约5亿份；周应波的中欧明睿新常态由周蔚文、刘伟伟共同接棒管理，该基金的规模仅减少了约1亿份。

    值得注意的是，有产品在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后反而获得了规模逆势增长。例如，博时基金研究部总监王俊于2021年1月20日卸任了博时主题行业等多只基金，从卸任前的2020年末到最新的2022年一季度末，该基金的份额从47.05亿份增长至56.96亿份，增长了近10亿份。

    继任者能否延续辉煌？

    面对基金经理更迭，投资者“用脚投票”无可厚非，但相比于迷信明星基金经理，在各大基金公司发力投研平台和人才梯队建设的趋势下，个体对基金业绩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后浪”的表现可能并不亚于前任明星基金经理。

    例如，固收老将饶刚在2021年3月从东证资管离职，孔令超、徐觅接任了东方红汇阳、东方红汇利两只二级债基的基金经理。以东方红汇利为例，截至5月13日，该基金近一年收益2.22%，其中在大幅震荡的今年仅下跌了1.27%，延续了饶刚注重绝对收益、盈利体验的风格。

    但这两位基金经理并不是“空降”，孔令超、徐觅其实分别自2016年8月、2017年8月就开始和饶刚共同管理该基金，可以说是“老带新”组合的典型代表，这或许也是饶刚离职后两人能完成平稳交接的秘诀。

    从规模来看，该基金虽然在饶刚离职的2021年一季度遭遇了小幅净赎回，但随后规模便不断企稳回升，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的最新基金份额为40.55亿份，相比去年同期的23.93亿份大幅增长了约17亿份。

    天风证券也在研报中表示，由于基金公司的平台性，基金经理变更的影响正在减弱。

    首先，每个基金公司都有研究团队，而基金经理的决策会基于研究团队的结果，如果研究团队没有改变，那么基金的重仓股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基金的业绩排名会有一定持续性。

    其次，基金经理受到基金公司管理层的约束，所以管理层的投资理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公司中的每一位基金经理，即便是更换了基金经理，但是管理层理念没有变，所以基金也有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原先的投资风格。同时基金公司会有风控、合规等部门，也会对基金经理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