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贸易领域问题有可能再度触发多国竞争性贬值

    本报记者 朱宝琛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6月14日表示，打贸易战没有赢家，大家都输。他同时担忧称，“贸易领域产生的问题有可能再度触发全球多个国家竞争性贬值”。

    当天，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2019）的“全体大会五：全球经济增长新视野下的中国金融开放”上，周小川和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一起，就多个话题进行了阐述。

    为何“打贸易战没有赢家，大家都输”？周小川解释称，首先从宏观上来讲，增长放缓或者收缩会带来副作用，一般采取一些更为积极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增强信心方面，贸易摩擦会打击不同人的信心，也打击了金融市场。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的调整肯定会起到一定正面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宏观政策一般是总量政策，它的针对性很难直接补偿到那些因为贸易受到损失的出口者和进口者。有一些出口产品出不出去了，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想传导到具体的点是有很大难度的。不只是美国，各个国家都一样。这些政策虽然有正面的作用，但针对性不可能太强，不可能对症下药。在短期宏观政策调整下，还是应该追求更治本的办法。

    鉴于此，周小川提出两个治本办法：一是通过贸易谈判，通过WTO改革使搞错的贸易政策回归正常，这是对症下药；二是对于中国来讲，对美国出口减少的部分要尽可能通过扩大销售渠道出口到其他国家，中国这方面的潜力还是蛮大的。

    “政策制定上要有一些鼓励出口多元化发展的进程，用两三年时间慢慢可以找到新的出口市场，建立起新的出口市场。”周小川说。

    但他同时指出，出口多元化以后，金融现象反过来对汇率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一方面宏观政策要作出一些响应，另外一方面还要治本，贸易上出的问题还是要靠贸易上的办法来根本解决。在这个解决过程中，肯定对金融市场不同产品不同板块会产生一些冲击。

    谈及人民币汇率问题，周小川称“个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最近没有太多研究”，但贸易领域产生的问题有可能再度触发全球多个国家竞争性贬值。出现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希望受到损失，往往造成的可能性就是汇率贬值，就容易再度出现像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所谓竞争性贬值。

    “G20国家曾经在上海开会时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曾达成过共识，大家要共同努力防止出现竞争性贬值，这是G20工作机制中取得的一项很重要的成果。”周小川说，贸易战如果打起来，很容易再次出现汇率的变化，有可能过去达成防止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会重新受到挑战。如果大家都靠竞争性贬值的话，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也会混乱，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

    他同时表示，现在有很多是市场参与者做出的反应，他们觉得受到损失了，需要作出调整。“我希望这件事情，一是随着贸易政策争取调整回正轨，这样信心可以得到恢复。二是G20大阪峰会马上要召开，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应该借这样的场合，重点研究这个问题，对全球金融市场给予一定稳定的信号。”

    此外，周小川表示，中国金融需要巨大的转变和改革，过去基础是集中型计划经济，那时候没有真正的银行，后来我们先把银行体系建立起来了；没有直接融资的市场，特别是股权市场很薄弱，因此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风险投资和支持科技发展的融资方面都很缺乏。

    “现在我们所有这些都是靠开放带来的，靠开放才知道怎么改，这是一点点的过程。所以开放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必要的，进一步的金融开放非常重要。”周小川说。

    他同时表示，在中国，不管在银行市场、保险市场、资本市场中，外部资金或者外部机构所占的比例还非常低，所以有很大的潜力。对外开放过程当中，本币要从过去的估值扭曲、限制较多慢慢走向可自由使用可兑换，但一定要注意当前世界资本市场有时候是有异常流动的，同时还要有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等这些必要的管理。

    谈及人民币的使用和下一步前景，周小川认为“很大程度上和美元有互补性”，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元发生，美元波动了，流动性不足了，创造了机会大家就寻求使用人民币。

    “从我当时做央行行长角度来讲，那个时点出现对于人民币的需求超出我们事前的预料，大家既然有需求，对于全球的贸易结算、贸易融资、对于邻国金融信心的稳定有好处，我们就推进。推进过程中，有的阶段美元或者欧元表现非常好，这时市场参与者会觉得这挺好的，就有一个互补的过程。”周小川说。

    上海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还需要做些什么？对此，周小川说，金融中心核心可能就是资本市场里的这些内容，在如今电子化非常强的时候，金融业务中有很多业务在哪个地方运作都可以，不需要人聚集在一个城市，通过不断见面，不断讨论来做事情，需要看到金融中心哪些事最需要大家聚集到一起来做。

    同时，强调股权市场的重要性，强调标准必须要提高，特别是提高会计标准。同时还要考虑和国际标准的接轨，货币可兑换程度需要提高。另外，监管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以金融产品为主的市场需要按照标准强化监管；人才聚集、信息通畅都需要不断往前推进。

    保罗·罗默认为有两个非常大的机遇：第一，发展一个更好的、基于股权的融资系统，股权是一个非常好的融资方式。第二，从更大程度上来说，在城市大规模发展方面，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进行，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带一路”项目。创造利润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上海引领打造一个金融系统，可以给中国公司提供一些股权融资，甚至是世界上更多的地方。上海也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架构放在一起去调动很多资源，在“一带一路”上做大规模的基建或者城市设计。

（编辑 孙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