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美国税改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与对策

    张茉楠：大家中午好！

    一上午我们听了很多真知灼见，当然其实也有不少的观点交锋。我想既然我们迈入了一个新时代，那么我们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肯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感谢今天《证券日报》和重阳金融研究院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

    我们的主题是“中国新时代”，但是实际上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全球经济，我想未来都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不仅仅体现在它的新，可能也体现在它的变。所以未来全球会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发展的繁荣期？还是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矛盾不断激化，未来冲突不断的冲突期？我想可能取决于非常多的因素。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美国税改。其实刚才罗思义先生也谈到了他对于美国税改的看法。看美国税改之所以能够引起无论是美国国内社会的关注还是中国乃至全球的关注，我们想税改作为一个钥匙，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撬动财富的杠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判断美国未来的全球税改会对中国经济，对中美经贸以及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会不会真正的产生对全球财富的再分配的效应？我想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产业，包括我们的政府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三个题目，首先探讨一下美国税改在当前，就是特朗普政府为什么会把税改作为他整个执政一年来的重中之重。我们知道，实际上税收对于美国来讲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美国经济整体复苏，比如我们看到最新的美国经济数据，美国前三季度，就是2017年的前三季度分别是实现了1.2%、3.1%和3.2%的增长。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抬高的过程，在这个改革当中，美国重启了税改，我想它的意义可能不仅仅是在于短期刺激经济效益的这种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我们更要判断，就是特朗普当前的税改不仅仅是降税，从全球的财富效应，从全球影响产业格局和资本流动的角度，可能是一种系统性的变革。刚才有专家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我们观察的角度来讲，可能特朗普不仅仅是供给侧的影响，可能对美国的需求侧、供给侧乃至制度性的一些规则性的影响，可能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构建中国现代财政制度与推进全球税收治理，中国如何构造自己的产业竞争力，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方面。

    第一大变局：特朗普税改的宏观背景与政策目标。

    美国税改不仅仅是降税的问题，从企业所得税35%降到目前的21%。实际上从很深层次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是改变整个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布局。我们知道，上一轮的全球化来自于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化，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当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据我们的观察，跨国公司所产生的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贸易创造效应，实际上是占到整个全球贸易创造的60%到70%。特别是中国，我们知道上一轮的全球化中国是非常大的受益者，特别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一环。一方面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加工贸易的主体，中国一方面成为全球生产的重要环节，比如说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中间品贸易的大国。另外一方面，我们联系上游的资源国，比如东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再比如说俄罗斯这些资源国。我们通过这个三角贸易，生产出来的半成品，然后再通过韩国和日本，通过再加工出口到欧美，实际上是完成了整个三角贸易，全球贸易重大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当中，跨国公司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前美国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以及现在海外资本税收改革，特别是对于海外资本的利得改革，核心恰恰在于资本税和海外资本利得税，完全不同于里根时代主要是以消费税为主导，刺激美国消费和国内需求的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特朗普的确是抓到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通过资本回流，通过制造业回流，通过使企业扩大资本开支来重塑美国跨国公司乃至美国整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他可能对未来全球产业和全球资本流动会产生深远的变化。

    美国的减税也是对于税收制度的改革，我们看到，可能美国的名义税率在OECD国家是非常高的。但是实际上它的实际税率相对来讲还不到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8%多，平均水平是19%。为什么美国会加大对企业资本利得税的降税？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恰恰是改变美国整个跨国公司的公司结构。我们都知道，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避税天堂，恰恰就是因为美国长期税收制度的漏洞，造成了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形成了很多的非利。比如说在开曼群岛等形成了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壳公司。壳公司通过这样一个组织架构，在海外形成了大量的海外资本的留存。所以这次特朗普的税改，恰恰是希望一方面弥补美国税收制度的漏洞，另外一方面，希望能够吸引大量的海外资本回流到美国本土。所以这个制度设计或者是这种制度变革，会对美国未来的公司结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结构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美国一般来讲，原来都是所谓的从原来的一次性收税转向属地原则。属地原则最重要的就是减少重复性的征税，可能也通过跨国公司资本定价的转移，产生新的海外资本和国内资本的资本比对效应。

    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我认为可能特朗普的减税不能完全把它作为一种减税的政策，可能从很大程度上来讲，的的确确是一种系统性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会对这种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未来的全球资本流动产生很大的影响。

    美国税改框架及核心内容。我们能够看到，不仅仅是企业减税，包括从个人消费税的减免、替代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个税以及海外的资本留存，包括像一些针对富人阶层的遗产税的减免，实际上涉及到美国千千万万的阶层，不仅仅是企业个体，包括富人阶层，会不断的累积。特别是对于消费和短期需求的刺激，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刚才我谈到，可能通过这种资本激励以及宏观的回馈效应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所谓宏观回馈效应，就是一方面促进美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反过来会对美国这种消费需求、资本投资以及美国的消费扩张产生影响。这样的话，就会对美国整体的经济产生新一轮的良性循环。所以考虑到这个方面，可能美国在短期内国内消费需求和国内的经济增长会比较快速的反弹。但是从长期来看，因为边际效益递减，可能是一个逐步平缓的过程。刚才罗思义先生谈到了，美国直接对于宏观经济的负面效应是国债供给的增加，使得大量的赤字融资产生不断的扩张。根据美国税收政策委员会，美国的赤字可能在未来增加1.5万亿美元左右的水平。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美国未来的国债规模，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扩张效应。

    我们看到，这可能就是产生了一个双重的悖论。一方面就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是以宽货币、紧财政的这样一个政策组合。现在美国财政扩张，而货币政策进入一个正常周期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一个完全相反的政策组合。这样带来的情况就是，美国的所谓宽财政、货币从紧的政策可能未来会难以持续。我们都知道，刚才罗思义先生也谈到了，美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可能会使美元逐步走高。另一方面，赤字的增加，特别是财政的增加以及现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又不得不使美元实现一个贬值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是美元升值还是美元贬值？其实我认为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的效应，可能还是取决于美国宏观政策的导向性作用。在这个方面，特别是美国进入新一轮的货币政策调整期之后，可能会产生新的所谓的“新特里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长期的国债收益率，有可能是处于逐步升高的过程。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联邦利率是比较低的水平，而未来无论是缩表还是实际利率的上升，都有可能使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触发各种各样的资产泡沫或者是大宗商品的调整过程。可能对于未来的全球金融市场，以及我们各种货币资产和各种金融资产有重大的影响。

    美国税改将引发全球资本流动与产业格局调整。美国这次税改不仅仅是针对宏观经济，实际上更多的是未来影响全球产业变革的格局。所以我们看待美国税改，可能更多的要超越税改之外来看待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我刚才谈到的，美国属地征税和一次性税收存留的变革，会对美国整体产业资本产生非常大的调整。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历次税改，包括里根的税改，包括小布什的税改以及奥巴马当时的税改，实际上对于全球资本回流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里根时期，基本上是税改期间有七成的资本回流到美国。小布什时期，实际上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而我们看到，刚才李世默先生也谈到了，其实最大的影响可能是美国跨国公司对于整体海外投资决策的影响。一方面是美国整体减税，特别是营商环境的改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可能面对其他国家的投资壁垒和翘翘板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跨国公司会不会产生新的全球产业链重新的配置？实际上是影响非常大的。

    我们看到跟中国的比较，实际上对于资本来讲，它都是走向价值洼地，不仅仅是对于成本，可能也是对于财富的比价效应。如果他认为未来的这种长期投资收益会有一个逐步抬升的过程，那么他会不仅仅考虑短期的成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可能未来会有一个翘翘板的效应。我们看到，可能中美之间的税收特别是税赋不仅仅是在于税赋本身的高低，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税制结构的差异。美国更多的是以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结构，而中国更多的是间接税主导。直接税主导就是不能把税赋直接转嫁给消费者，但是间接税可以把税赋通过定价专家给消费者。这种情况下，企业不仅仅有税收的负担，消费者也普遍的有税赋感，从这一点来讲，中美之间的税收制度差异，可能也是绝对未来中美在投资结构和成本结构之间的重大变化。

    刚才专家也谈到，不仅仅是成本，未来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市场开放程度、投资壁垒，这些可能都成为未来全球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本再配置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要素的重组、资本的重组、产业链的重组以及未来红利分配的重组情况下，未来美国的税改会不会对全球的资本格局和产业变化产生影响？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中国未来的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非常重大的挑战。

    第二美国税改对中美经贸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不仅仅对于一个定性的描述，我们也根据中美之间，乃至税改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做了一个一般的动态可持续的模型。第一种情形就是美国当前的21%的企业税改；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考虑到未来美国有可能发动贸易战或者是非关税壁垒，所以我们通过20%的贸易壁垒的假设进行情景模拟；第三种情况就是全球有可能产生新一轮的竞争性减税，如果各个国家都跟进的话，它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我们发现，美国税改有可能直接对全球的投资，特别是美国投资产生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并不大。之所以是这种情形，因为美国直接影响的就是短期消费的增长，特别是国内需求的增长。进口的扩大，出口相对增长的缓慢，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贸易逆差的增长，未来有可能中国会出现新一轮的贸易冲突或者贸易升级的过程。

    我们也看到去年的数据，2017年1月份到11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顺差已经超过了2016年全年的水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配合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包括232条款，以及以色列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经贸的冲突有可能会逐步升级。

    第三中国应加快构建现代化财政制度，积极谋划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顶层设计。

    从刚才一系列分析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税收竞争的问题，可能未来影响的是中国产业竞争力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我们财税制度的改革，逐步由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制度性变革。另外一分析，中国一定要在产业投资和竞争力方面有更多的举措，比如加快产业升级，加大对中间品贸易的升级。未来在资本品，包括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方面，中国实际上是未来应该加大更多产业投资和创新投资的。

    刚才谈到了，如果全球产生这样一个税收竞争或者是美国进一步税收投资的壁垒，以及未来有可能产生的税收转嫁的影响，中美之间通过双边贸易投资协定，通过中美之间的税收协定，要进一步加快国际税收调节制度。中国来讲，海外走出去的步伐，有可能在未来，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讲，对于欧洲来讲还是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我们可能会面对未来一定的投资壁垒，这是对中国未来产业投资，包括我们海外资本输出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实际上美国的税改可能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在于美国税改的本身，也不是在于中美之间税赋的差距，而是在于美国税改可能对于全球产业投资，全球贸易循环以及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中国应该加快重新重塑中国的整体国家竞争实力，进一步推动中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影响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