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对于希腊的最后一轮债务救助计划于8月21日按下终止键，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因此象征性地画下句号，同时希腊也可以结束国内的财政紧缩政策，并重返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发债融资，一个昔日被神话点缀的国度也许由此展露出重生的曙光。
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刚刚加入欧元区的希腊因未达标而担心自己被踢了出去，便求助于高盛通过设计“货币掉期交易”方式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希腊财政赤字于是有了占比仅为1.5%的漂亮颜值；左手作假的同时，希腊右手伸向了国际金融市场，凭借欧元区良好的信用与极低的利率大规模对外借款融资，以此舒缓国内公共福利开支的压力。然而，潘多拉魔盒传递给时任希腊总理潘德里欧就到了不得不打开的时候。按照潘德里欧自爆“家丑”的说法，至2009年10月希腊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分别达到了12.7%和113%，远超欧盟规定的上限。市场很快做出反应，希腊国债发行惨遭流拍，对外国际融资通道被无情关闭，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
公开资料显示，危机引爆的当年，希腊债务的绝对额达到了2800亿欧元，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0亿欧元，希腊国家实际已经破产，而在失去完全自救能力的情况下，希腊也不得不将求援之手伸向了欧盟与国际社会。从首期提供总量为1100亿欧元的三年期贷款，到随后开展规模为850亿欧元的第二轮援助，紧接着推出860亿欧元的3年分期贷款方案，三轮国际救助行动下来，希腊一共获得了2800多亿欧元的资金驰援，这些资金有的来自IMF的紧急审批，有的出自欧洲中央银行的快速通道，有的由欧盟成员国共同资助，有的由私人债权人自愿供给。
作为受援方，希腊也承受了巨大的煎熬。为获得外部信贷支持，希腊政府不得不接受来自债权人近乎苛刻的协议，包括严格控制预算、大幅削减福利、减少公共开支以及增加税收等等，而所有的这一切又必然导致希腊国民工资减少、福利萎缩以及税负飙涨，为此，债务救助期间希腊出现三次政权更迭，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互相纠缠。由于大幅度财政紧缩引发了希腊民众的不满，导致希腊举行“脱欧”公投，让欧元区这个“大家庭”一度显现各奔东西的险象。
幸运的是，长达九年接续不断地供暖输血终于让希腊的债务冰山开始融化。统计结果表明，去年希腊债务占比为178.6%，同比下降约2个百分点，今年将继续沉降到172.5%；不仅如此，希腊财政已经进入连续三年盈余的轨道，而且经济增长势头还将继续强化这种趋势。资料显示，去年希腊GDP增长1.8%，今年上半年希腊又成为欧元区经济增长最快的成员国之一，经济景气指数创出4年新高。按照经合组织的预计，今明两年希腊经济将分别增长2%和2.3%。对此，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B-”上调至“B”，展望“正面”；标准普尔公司也将希腊评级从“B-”调升至“B+”，展望为“稳定”。
然而，希腊债务危机虽然画上了句号，但庞大的债务存量却又是希腊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甚至处理不好可能会再次将希腊带入危机。目前来看，希腊政府账户上依然堆放着高达3200亿欧元的债务包袱，而按照2%的经济增速，今年希腊GDP只有1850亿元，也就是说即使希腊人不吃不喝，也难以偿清全部债务，并且希腊所背负的大多是短期债务，还款压力非常巨大。而且对于希腊而言，要在偿清债务的负重之下实现经济增长或者说必须在保证经济有效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债务出清，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在经济增长并不能覆盖债务存量的前提下，希腊也可以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逐渐削减债务规模。为此，8月下旬希腊在10年后首次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发行的10年期公债能否受到投资人的认可就非常关键。
抛开令人心焦的债务不说，仅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就足以成为希腊执政者手中的一个“烫手山芋”。作为世界上实行社会福利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希腊的福利种类不仅多而齐全，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高福利国家，比如全民享受公费医疗、小学至大学全部免费、妇女从怀孕5个月至孩子三岁止享受多项补助、公务员一年有14个月收入且在40岁以后便可以每年领取14个月的养老金等等，可以说正是这种高福利支出成为了压垮希腊财政的一根沉重“稻草”。如今希腊在救助之后重获新生，相应的福利制度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希腊国内的两大党派历来都是以维系现有福利制度安排来规避自己政治生命风险的，而且希腊的工会组织特别强大，历史上多次福利制度改革都因工会的抵制而夭折。因此，摆脱债务危机之后希腊政府能否在重启福利制度改革的同时不激起民怨同时保持政权的稳定，无疑需要执政者释放出足够强大的平衡艺术和沟通能力。
除了掣肘的福利制度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外，按照经合组织出具的最新研究报告，走出危机之后的希腊还面临公共部门贪腐、老龄化以及偷税漏税等许多重大问题的挑战。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希腊公共部门的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同样，据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3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0%，其中不向政府纳税、不为职工办理任何保险、无法纳入政府正常经济统计系统的“影子经济”，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另外，由于人口的老龄化，希腊社会福利的资金至少有90%被用在发放退休或退养金方面。看得出，任何一个历史偏差的纠正与现实症结的祛除，都形成了对希腊政府改革魄力与创新能力的非凡考验。
还要强调的是，扔掉拐杖的希腊接着必须艰难开启经济结构的调整之门。在欧元区阵营，希腊应当是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而且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工业制造业较落后，希腊因此主要以海运、旅游和侨汇等三大产业作为自己获取外汇收入的支柱产业，而且三大产业占GDP之比超过了85%，而工业和农业占比分别只有12%和3%。然而，看一看希腊的三大支柱产业，哪一个不是依靠外需或者上天与他国的恩赐，只要与己相关的任何经济体出现经济的萧条或者波折，希腊都不可独善其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失去独立产业与实体经济的支撑，将希望押注在金融市场之上，最终必然难逃债务倾轧之苦以及经济空心之痛。因此，对于新希腊而言，必须在战略配置上构造出内生功能与韧性更为强大的经济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