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刻书迹的趣味与价值

    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书法研究的“文化转向”，版刻书迹越来越成为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对象和艺术家激发创意的资源。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印刷形式，也是知识和信息复制、传播的重要方式。不过，相比印刷而成的书籍所具备的形质统一多成品属性，其用以凝定和保存文本的功能在历史语境中实际更值得强调。即使同一版本的古代图书会有或曾以大量形式出现和存在，但不妨碍每个个体独立成为一件文物或艺术品。

    所谓版刻书迹，是指刊印而成的古书及相关文献中的各种书体和文字。称“版刻书迹”，而不称“版刻书法”，是为涵括更多情况更为复杂的书写标本。需要说明的是，严格和完全意义上的“版刻书迹”包括古书中的一切写刻痕迹和数据，由于雕版印刷书籍所用字体均为手工书写后再行雕刻，故不论文字形貌如何或曰是否体现书写特征和书法风格，它们也都是手书痕迹的转化呈现。以往叫法相对模糊的“印刷体”或“宋体”等，虽然很可能全然未入有关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却不宜将之排除在“版刻书迹”概念范围以外。

    古籍版刻书迹的丰富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可以想见的。书籍制作者的观念、动机、知识、趣味、习惯等，都影响到其形态的生成和改变，此外尚有时代、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如何认识与理解版刻书迹，应至少包含以下三重角度：

    首先，版刻书迹是古籍整理中应注目的基本对象。面对古代各类书籍和文献，辨认研究字体和书迹始终是最基础的工作，在雕版印刷技术出现之后，何种字体和书法进入书籍用字范围，是后世判断书籍产生年代和地区的关键依据，而辨识版刻字体与书迹，也是历来版本鉴定的第一要务。以宋版书为例，其字体多参据唐人楷书，而各地审美偏好亦有不同，如浙刻类欧、闽刻近柳、蜀刻似颜，假如对这些前人已有总结的规律性现象缺乏掌握，或难以明辨唐楷诸家特点，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整理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尚未迈出。古籍中还有大量草书篆书字体，如明清人所刻书中多见今草章草序跋，古器物专类图籍往往摹刻金文小篆，倘多半文字不能识读，那么考证作者、析解文意、了解背景、撰述提要必将更感困难，甚至无从措手。

    其次，版刻书迹是书法史研究的全新领域。中国古代早期书法史，更多时候是有关铭刻书迹的研究和叙述，虽然中古以后笔墨书迹或写本文献成为书法史关注的主体，但书刻资料依然具备补绘全貌的价值。一直以来，除专为传录历代法书名迹的“法帖”以外，版刻书迹并不为书法艺术研究者和爱好者所留意，在他们看来，书家手迹或曰所谓“肉笔”才值得探究和临摹，“下真迹一等”者即碑帖拓本，版刻书迹则带有太多“匠人气”和“枣木气”，实在和作为艺术的“书法”无涉。但如果尝试调整观看的视角，借助版刻书迹足以拓展书法史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就此面临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也亟待解决。总之，有关版刻书迹的研究不仅能够再度将书法和古籍置于同一场景系统考虑，更将进一步丰富书法史研究的内涵。

    最后，版刻书迹是艺术设计观念的重要体现。书籍由文字组成，书法是文字的艺术状态和呈现，当书籍中文字的艺术性得以增加，书籍本身也趋于“艺术品化”。与古代稿本、抄本和写本文献不同，版刻书籍作为可能置于经济史和手工业史语境中观照的复制形态之传播品，它们天然具备设计空间和设计需求。早在唐宋时期刊印佛道教典籍和经咒之时，辨选字体已颇见用心和用意，而明清以来越来越多书法家介入或被引入书籍题写领域，也尤其体现人们之于书籍的设计欲望和艺术追求。大量实物证明书商、梓人和藏书家常常从不同角度考虑和测试书籍字体及其各种呈现方式的最佳效果，在保持“书”的传统基本形式的前提下，于“字”的层面不断尝试探索出新。种种留存至今的版刻书迹甚至足以帮助我们思考书籍之为“艺术品”的概念范围和边界。

    重新观察、审视和研究版刻书迹，使得书籍被置于更密集和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在编撰、制作、传播、阅读的一系列过程中，都有与版刻书迹相关的行为和结果。整理、汇集有特点和代表性的古籍版刻书迹，无疑是深入研究书籍史、全面观照中国古代书写文化和书法艺术、理解中世以后东亚文化一体性的必要前提和重要路径。我们对于古代书籍艺术特质、书体演进和变化发展过程、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形式的固有认知，也必将由此而得以拓宽和丰富。（文/谷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