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莉：中产阶级主妇与她们的焦虑

    最近遇到不少吐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位白富美女友，她埋怨这两年的消费水准直线下降，从金融街连卡佛的大牌专卖店直接“堕落”到了去拼多多抢购家居服。作为一名典型的中产阶级主妇，几年前她从金融公司离职，专职抚养年幼的儿子，二胎政策放开后，她火速跟上潮流，一双儿女凑成“好”字。

    在中国社会对于家庭主妇“不事生产”的刻板印象之下，这些主妇们的日子并不好过，雪上加霜的是，这两年又遇上了经济周期的低谷，在她们的丈夫时刻担忧被卷入裁员大潮或者破产清算时，焦虑如同野草蔓延到了这些曾经以插画、看影展为乐的妻子们的生活里。

    正如美国作家米尔斯在他的著作《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所说，区别于农场主、商人等老式的中产阶级，目前的新式中产阶级多指管理者、工薪阶层、和办公室人员，他们多依附于庞大的工作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依靠知识和技术获得稳定且丰厚的薪水。自上个世纪40年代起，这一类人群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

    相同的状况发生在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这一类人群通过接受教育、社会的公开竞争获得职位，相比于“老钱”阶层，他们对于自己已获得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充满了不安全感，对于不可知的前途和成功充满了焦虑。而这一种焦虑在经济周期的低谷到来之时显得更为迫切。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男人担心的往往是一朝滑落到底部，只好奋力向上，抓住已有的房、车和其他保值率越来越低的资产。

    更焦虑的是这些中产阶级的主妇们。“月薪十万在北京能干什么？”女友给我算了一笔账——房贷2万多，保姆及其他家政支出1万，子女早教及其他消费2万多，剩下的就是家庭类的支出了，比如伙食费、水电费、最后才是置装费，和一年几次长假的旅行费。最让她介怀的是，近两年的货币贬值只好让他们未雨绸缪，把每年一度的欧美游置换成了东南亚三日行。

    在东亚社会的价值观里，女性往往成为照顾家庭的主体，这意味着她们需要牺牲自己更多的自由与前途，来投入到这一份表面看起来无法创造财富的工作中去。全职主妇，在日本、韩国一直作为传统存在，在我曾经居住的寓所里，就有不少来外派来中国的日本家庭，女人们在凌晨5、6点便起床做便当，给孩子准备上学的资料，给丈夫搭配好每日的服装，在男人们睡眼惺忪地吃完早饭出门之后，便是女人们收拾餐具并且送孩子们上校车的时间了。

    不过，焦虑的中产阶级主妇们总有办法在竭力保持光鲜现状之下找到缓解焦虑的方法。比如上文所说的去拼多多抢货，或者去闲鱼购买二手货，当然这需要相当熟稔的眼光及果决的判断力。更是叹为观止的是，另一位杭州女友向我介绍了种种“薅羊毛”的技巧，比如用各色不同的信用卡积分换取航空机票、安缦、万豪等五星级酒店住宿，甚至抢到一折的香港半岛酒店的月饼券。这和我记忆里的一掷千金热爱菲拉格慕的女友形象似乎已经不太一样了。

    “每个人都要在艰难的现实里过下去啊！”她在微信里朝远在新加坡的我甩过来一句话，附带一个委婉微笑的表情。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张爱玲的“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不得不感叹，经济周期总处于循环往复的大概率圆周之中，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与处于其中的人们的主观感受。毕竟对于广淼的历史进程来说，个体的命运只是漂浮的一叶，随之起伏、沉浮。

    写到这里，同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我往空气里喷了几滴乔玛龙新出的忍冬花香水，决定忍住汹涌人潮带来的不适，把孩子扔给菲佣，肉身亲去乌节路抢购一下半价的蛋黄流沙月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