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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20年:探求全球繁荣共生的经济逻辑

2021-10-30 03:39  来源:上海证券报

    毋庸置疑,如果要评选21世纪上半叶新兴经济体以及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与国家现代化的最佳实践,中国一定是最具代表性的大国样本。

    日前正式卸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在接受本国媒体专访中谈到中国经济成就时称,在她2005年刚担任德国总理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2.3万亿美元,略低于德国的2.8万亿美元。而到了2020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14.7万亿美元,德国的GDP为3.8万亿美元。在默克尔看来,尽管德国仍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但德国的经济规模与中国相比显然已不在一个量级上,这也是德国必须与中国保持密切经济联系的重要原因。

    作为21世纪以来最具国际声望的资深政治家之一,默克尔向来以理性与稳健著称,她在过去16年里领导德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对德国而言,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取得的经济贸易成就,以及不断提升的商品和消费需求,不仅提供了德国商品出口的巨大市场,也成为德国进口优质商品与服务的重要来源。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2121亿欧元,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笔者之所以将德国及中德贸易作为分析中国“入世”的国别效应与全球价值的重要观察点,是因为德国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中,经济结构长期保持相对均衡、体系最为稳健的经济体,也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中双边经贸联系最紧密、关系最稳定且各自获益度最强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德国虽与中国相隔万里,却是超越地理和制度的经济邻居,也是国家之间以贸易和投资促进经济繁荣的典型代表。

    众所周知,中国对外开放是在没有现成参照系的背景下启动的,中国“入世”更是经历了15年的艰苦谈判,主要谈判者从黑头发谈到白头发,最终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而从国家经济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在1978年通过进行改革开放,找到了参与全球生产与贸易分工的接口,在2001年通过“入世”找到了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的规则基础,进而大大促进了制度性开放与本国市场体系建设。例如,“入世”以来,基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使之符合WTO规则的需要,中国中央政府清理的法规和部门规章超过2000件,地方政府清理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有19万多件,覆盖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

    “入世”以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待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样板。中国已完全履行“入世”时作出的承诺,特别是在开放市场方面,中国在2010年底就已经履行了所有关税削减承诺,目前的平均关税水平为7.4%,如果以进口额为权重计算加权平均关税,则平均关税只有3.4%。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低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成员,已经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3%左右的平均关税水平。之所以仍然略高,是因为中国迄今为止尚未完成工业化,不可能一步将税率降低到脱离本国发展水平与承受能力的程度。事实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7年度报告》和《2018年度报告》中已承认,中国已经履行了其关税承诺,并取消了进口配额等公开的非关税壁垒。至于中国对待国际公平贸易规则的态度,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曾经做出过公正评价,他认为中国没有滥用国际贸易规则,也没有通过欺骗规避这些规则。事实表明,中国“入世”以来针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此前作出的对具体案件的裁决均已严格执行,未出现一起因不接受裁决而被起诉方申请报复的情况。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将来完全有条件适时主动降低关税税率,在整体性降低税率的基础上,通过对消费领域进行结构性降低关税,实现中国与贸易伙伴的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在“入世”的推动下,中国通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不断嵌入全球贸易价值链,推动了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贸易强国的升级。在2013年之后,中国开始探索以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加之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的提升,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对外释放出经济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红利,构建了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基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对外开放实践,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和俄林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一系列经典贸易理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吻合。这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既遵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越来越具有一定意义的国际普适性。

    中国将以“入世”20周年为契机,以持续高水平开放提升中国在市场准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竞争政策、金融监管、环境保护与气候应对等方面与国际最高标准接轨的能力,并积极推进与区域和全球重要经济体达成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定,以建立长久稳定的市场准入机制。中国作为全球化、多边贸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受益者,本身也肩负着红利释放者的历史使命与角色担当,不断探求着全球繁荣共生的经济逻辑。

    (章玉贵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徐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金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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