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新路径撬动普惠金融新动能

    ■本报记者 杨怡明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石。做好以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和融资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不仅关系农村金融的稳健运行，更关系农村基础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关系农村经济繁荣和农民增收。

    近段时间以来，“信用”成为农村金融领域的一大热词，各地金融机构致力于挖掘信用带来的附加效应，不断探寻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新”路径。

    比如，日前，江苏银行上线江苏银行“信用就医”产品，用户实现“先诊疗、后付费”；云南昭阳农商银行开展“整村授信”成果转化白名单工作；山西大同农商银行参加协同推进大同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启动仪式，与数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信用档案建立、资金需求等进行对接……

    从农户不知“信用”是何物，到如今多地实现“整村授信”全覆盖、农村信用信息平台相继上线，再到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信用+”模式……信用打破了传统信贷模式对抵押物的依赖，一定程度上为农户降低了贷款门槛，提高了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推动金融服务触达更广阔的农村地区。

    如今，金融机构如何进一步优化信用服务？怎样在持续巩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基础之上，探得更深、行得更稳、走得更远？

    传统信贷模式下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必要性凸显

    早期，在各部门统筹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之前，银行机构在农村地区发放贷款以抵押担保为主。不少银行从业人员坦言：“当年，确实面临覆盖面不足、风险控制不到位等诸多难点。”

    浙江富阳农商银行零售银行部总经理郑景表示，银行早前在农村地区发放贷款主要依赖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和关系贷款等方式。农民往往需要提供房产、土地或其他有形资产作为抵押，或者找到一个有信用能力的担保人来担保贷款，再者就是依靠与银行或信贷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口碑或村委会的推荐来获得贷款。

    云南宣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曹梅也向《农村金融时报》记者介绍：“早期农信人秉承‘背包精神’，通过走村入户为老百姓提供金融服务。后来，随着管理方式的演变，坐等农户上门办理贷款成为一种传统模式，也出现了‘春放秋收冬不贷款’这种固有理念。但坐等农户上门这一模式难以有效解决农户‘贷款难、难贷款’的问题，同普惠金融理念有差距。”

    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经济主体往往缺少合规足值的抵质押物，并且存在抵、质押物难以有效流转的问题，这也成为当时金融机构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面临的一大难点。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从金融服务覆盖面来看，农房、土地等资产往往受到流转限制，不能作为有效抵押品，导致很多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无法获得银行资金支持，服务覆盖面有限。从风险方面来看，银行机构在放贷时难以准确判断农户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导致贷款风险较高。为降低风险，银行机构往往不得不提高贷款门槛，这进一步限制了服务覆盖面的扩大。

    郑景也谈到，传统方式缺乏系统化的信用评估手段，银行难以准确识别和管理风险，同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来处理抵押物和担保关系，贷款发放和回收过程较为繁琐。此外，因抵押物和担保的限制，部分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户和小企业可能无法获得金融支持。

    农行云南怒江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信茂告诉《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银行通过传统信贷审核流程（上门调查核实、收集纸质资料、整理资料、发起贷款审批、签订纸质合同、柜门放款等一系列流程）来发放贷款，往往涉及对借款人资产、收入、担保物等进行详细审查，并依赖于信贷员对借款人信用的主观判断。

    张信茂坦言，这种方式亦存在弊端，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因为缺乏系统的信用信息收集和评估机制，银行难以全面了解借款人的真实信用状况。另一方面是效率低下，传统信贷审核流程繁琐，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再者，由于缺乏信用体系支持，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意愿难以准确评估，贷款风险较高。

    “这些弊端凸显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可以帮助银行更准确地评估借款人信用状况，降低信贷风险，提高信贷效率。”张信茂说。

    历经多年发展

    “信用体系”已广泛触达农村地区

    近年来，随着各部门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传统信贷发放审批流程逐渐弱化，“整村授信”开始走入人们视野。

    “整村授信”是银行信贷人员通过实地调查等环节，为每户村民“建档”，对客户授信额度进行合理测算，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在脱贫攻坚时期，“整村授信”将资金送往贫困地区，成为协助金融服务触达乡镇农村“最后一公里”的利器。随着乡村振兴向纵深推进，“整村授信”也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农户信息采集率、金融服务覆盖面稳步提升。

    “‘整村授信’作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在近几年取得显著成效。”郑景表示，通过为全村居民提供统一授信额度，提高金融服务普及率和渗透率，部分地区农村居民贷款获得率大幅上升。同时，集体信用评估可以更有效地了解村庄整体信用情况，从而降低单个借款人信用不良导致的风险。

    在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看来，“整村授信”的做法实际降低了金融机构在为农村地区客户提供融资时的抵质押物要求，并且手续流程较为简单，提高了融资等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它打破了传统信贷模式对抵押物的依赖，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并通过集体授信方式，提高银行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估效率，降低贷款成本，使更多农户能够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田利辉说。

    与此同时，近年来，金融业也在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方面持续发力。

    例如，广东省阳江市金融业近年来持续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同时开展信用村“整村授信”，推动农村信贷业务由“被动受理”转变为对乡村主体“主动授信”。人民银行运城市分行积极发挥央行征信服务功能和窗口指导作用，先后推进实施“2+N”试验区建设、“零不良样板村”创建、“再贷款+信用户”模式推广、金融帮扶、特色产业信用贷款供给等一系列信用建设工程……

    在受访对象看来，当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仍存在信息不完善、风险管理欠佳等堵点。因此，如何推动“整村授信”等以“信用”为核心的模式能够持续发力、不断创新且能产生与时俱进的成效，使其避免成为后劲不足的阶段性行为，是当前金融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张信茂表示，尽管整村授信模式覆盖范围广，但部分村民的信用信息仍不够全面，导致信用评估不够准确。同时，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仍需进一步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李一帆表示，从实践来看，当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一方面，涉农信用信息通常由多个部门持有，部分数据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数据竖井，可能影响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构建成效。另一方面，部分农村群体的信用观念相对淡薄，对相关信息采集的参与度较低，无法深刻认识信用体系建设在农村金融中的重要意义。

    郑景表示，农村信用体系需要持续维护和更新，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但目前相对缺乏有效的机制来保持信用信息的动态更新，这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挑战。同时，许多农村地区也缺乏系统化、持续性的信用数据，信息采集和评估标准不统一，可能导致信用评估不够精确。

    立足特色发挥差异化优势

    或成突围之路

    如今，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整村授信”“信用村”创建等工作。如何持续巩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成为当下金融机构需要寻求的突围之路。

    目前，全国各地的诸多金融机构已做出尝试。例如，去年以来，河南正阳农商银行通过“信用+”诚信体系建设，打造“信用之乡”形象、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新突破。

    云南昭阳农商银行日前积极开展“白名单”试点工程，拓展了试点乡镇农户信贷资金需求，实现“送贷上门”精准服务。

    广西创新打造“信用+”农村信用体系，通过赋能“信用+普惠金融、信用+惠农政策、信用+产权交易、信用+农村电商、信用+生活服务”等六大场景，使“无形信用”真正变成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产”。

    展望未来，银行机构如何根据地方特点和自身发展做出特色？

    曹梅提到，各银行机构要深入了解地方特点，挖掘特色资源，并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和特点，积极开发出针对性强、灵活性好、便捷度高的特色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同时，根据当地的风险特点建立差异化风险评估体系，提高信贷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此外，还应完善整村授信科技支撑，优化手机银行功能，共同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和发展。

    郑景表示，银行应打造基于产业特色的信用体系，可以根据当地主要经济活动和特色产业（如农业种植、渔业、手工业等）建立专门的信用评估标准。“考虑到不同产业的季节性和市场风险，设计更符合实际的信用评估和授信策略。例如，在茶叶种植为主的村庄，可以重点评估茶农的生产规模、市场销售记录等，制定茶农专属的授信产品。”

    与此同时，受访专家认为，大型商业银行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和技术优势，而中小银行服务往往更为下沉，具有人缘地缘优势，各类银行机构应进一步将差异化优势发挥出来。

    李一帆表示，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依托广泛的机构网点布局和庞大的客户基础支撑，城农商行等中小银行聚焦辖内区域性主业，共同推动网点和业务相对更深入下沉乡村基层地区。

    “还可以依托数字化转型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运用，在监管合规的前提下发挥银政、银企合作优势，及时丰富和补充广大农村群体的各类有效信用信息，加大对相关信息的整合与共享力度。同时，健全风险评估和管理方法，推动风控体系从传统模式向更加适应农村群体实际情况的模式转变，扩大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覆盖面和有效性。”李一帆补充道。

    （本报记者余连斌、王爱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