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民盟中央农业委员研究员郭永利——我国农业政策发展史和解决当前困局的建议

　　当前，我国在精准扶贫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后，党中央又做出伟大决策，及时把后扶贫时代的工作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

　　为此，《农村金融时报》对民盟中央农业委员研究员郭永利进行了专访。这位对农业政策有着丰富经验的研究员认为，唯有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农村才会乡村振兴。

　　《农村金融时报》：为啥要提出乡村振兴?

　　郭永利：因为乡村在前一段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也就是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与其他产业比较利益的下降，一些地方农村凋敝、土地撂荒、人口老化，农业购销、金融、保险、科技投入、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成了凸现的政治经济问题。

　　我80年代曾经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研中心参与政策研究工作，90年代以后转到人民银行系统下的人保、农行、农村信用社、江泰保险经纪公司等单位，还参与了财政部农业司农险改革和农业保险公司筹建方案设计，搞农村金融和保险改革研究和试点。总起来是一辈子没离开农业农村农民。是40年农村工作，其中，30年涉及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

　　这次谈谈农业政策和破解当前困局的建议。我想轻松一点，谈谈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第一、昨天。以1979年为时间点以前。先说农村改革发展的昨天。那个时候为啥要改革?因为发展出现困难，困难是啥?一些地方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一个字穷，两个字太穷，三个字不想穷。人们要过好日子。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集体劳动大锅饭、统购统销的体制，生产关系超越跨空了生产力。还有，极左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绑住了手脚，禁锢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

　　而19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首先来自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来自农民要求吃饱穿暖、劳动致富等等最朴素的发展愿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及时尊重农民的选择，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保护农民发展生产和渴望吃饱穿暖、劳动致富的政策。这就是农村改革发展的昨天。

　　第二，今天。从1979以后到现在，我们把它称为农村改革发展的今天。这个时期是农民从旧体制和极左政策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代，是生产积极性极大释放的时代，也是农业农村改革与发展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改革和发展的时代。国家能有今天，农民功不可没。

　　这个时代，首先1982--1986年中央通过连续5个一号文件，确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建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给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其次是通过国家出台粮食超购加价50%的政策，让农民多打粮食多挣钱。促使我国粮棉油等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一跃登上8000亿斤平台，彻底解决了温饱，扭转了我国短缺经济的局面。三是国家取消农业税，进一步减轻负担，促进农民增收，农民真是叫好。四是1986年中央1号文件根据粮棉油增产形势，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引导农民八仙过海，向市场要增收，劳动力流动转移就业，打通城乡壁垒，多渠道、多种经营挣钱，促进食品结构多元化。五是根据国际市场粮价低和我国沿海合资合作、三来一补企业外来大量流动就业的需求，提出开展国际大循环，用国外的资源置换土地，开展工业园和城镇化建设，国力不断提升。

　　顺便说，改革时期，国家出台对粮棉超购加价50%的政策，是在供应城里人和军用的粮棉油不涨价前提下，中央财政补贴倒挂的。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提高收购价，鼓励农民生产，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城市稳定，供应居民的粮食不涨价。所以，如果没有这一招，改革就会伤及城里人的利益而夭折，整个发展就不会稳定。这是先期改革成功的技巧。

　　农村改革到了1987年以后，进一步放开市场，成为必然选择，因为财政补贴倒挂已经背不起。打通城乡交易通道，统筹发展城乡市场是当务之急。一是需要进一步打破统购统销时代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给农产品进入大市场以合理的定价权，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要建立农民的生产经营服务组织(农协会平台)，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一家一户想办而办不到的问题，为巩固完善家庭经营基础地位加注推进剂。具体说，就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农村合作组织体系(农协会平台)建设，把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组织起来，为他们解决采购、销售、合作金融、互助保险、科技、利用、养老、医疗、青年、妇女等等问题。

　　但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形成组织体系，没有解决好。为啥没有解决好呢?

　　这一时期改革的难度加大，必须跳出农业抓农业跳出农村搞农村。要从中央统筹做顶层设计，出台政策了。单从改革初期的农口自己解决的办法玩不转了。因为它涉及到了市场、金融、保险、医疗、养老的门类多了，需要制度创新了。而农口工作的多数领导同志大多都没有这方面的阅历和经验知识，只能慢下来。这一点我1990年以后从农口转到金融保险系统以后深有体会。

　　所以，到现在，你看到的问题都是老问题。一是采购和销售问题。即农村小生产和城乡大市场的矛盾没有解决，供销社萎缩了，新的流通渠道没有形成主体。表现为市场无序化，还是多了砍、少了喊。也就是农民种多了卖不出去，少了供应不足，政府着急。例如，仅仅猪肉生产就经历了几起几落，市场震荡，农民损失惨重。二是农村金融改革不到位，信用社没有回归农民股份合作制的本体，搞成了一大二公商业银行化，自己萎缩了。农民贷款难、贷款贵，各种小贷、网络贷、高利贷满天飞，打电话追你贷款，只要你上套就永远还不起。三是农村互助合作保险体系，虽然国家多次提出鼓励，但实际政策没出台没组织平台，发展不起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灾害补偿制度被搞成了补贴性商业化保险，实际不是真正的政策性保险。产品服务跟农民连不上心，贴不上肉，满足不了需求。变成了商业保险追求利润最大化，分业务分补贴的饕餮盛宴。四是医疗方面新农合还需要完善，还跟不上农民的需求，农民收入低，先拿钱后比例报销，有困难。五是养老国家投钱建了一些养老院，但农民退休养老金不够，住不起养老院，有的破家难舍、故土难离，还不愿去养老院。六是一家一户耕种土地成本高、收益低，青年人宁可外出打工也不愿在家种地，导致农村出现老农民老了，小农民跑了，村落凋敝，土地撂荒现象越来越需要重视。还有，农村留守老人孤独寂寞和居家养老服务欠缺的问题需要解决，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和享受能力。

　　三，明天。唯有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农村才会乡村振兴。问题的关键还是毛主席说的：把农民组织起来。但不能再搞过去人民公社老的那一套，干部指挥集体生产、归大堆、大呼隆和大锅饭。这次与改革前不同，是解决生产关系落后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像开汽车，改革前把档挂高了，一下提到三档，油门跟不上，要降到一档，等起步走起来，再挂二三档，再上四五档。现在是档挂低了，要求提高档次，适应新发展的需要，要上体系和平台建设，为千家万户生产经营提供保障服务。要修高速公路，高铁轨道，才能适应发展。

　　《农村金融时报》： 乡村振兴从哪里振?

　　郭永利：要纲举目张。纲就是国家要为农协会这样的系统平台建设立法和出台政策，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从上而下，上下结合，把各级农协会建立起来，赋予它采购、销售、合作金融、互助保险、科技、利用、医疗、养老、青年、妇女等八大功能，为家庭经营加注推进剂，提供服务平台，让农民有序生产，稳定经营挣钱，不要在座过上车，安居乐业。

　　抓住了这个纲，从组织体系建设开始振，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其他就迎刃而解了。据说，我们农村改革的总设计师杜润生先生曾为农村改革发展大致设计了三步进程。第一步是退一步进二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解决挣钱问题。第三步是进一步理顺市场和价格体系，建立合作组织体系，农民有自己的组织代言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现在看来，走了一步半，接下来还有一步半。关键在组织体系建设。(本报记者 孙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