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龙：普惠金融攻坚应明确中小金融机构定位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实践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将普惠金融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前不久，中央财政下达了2018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00亿元，比2017年增加23亿元，增长29.85%。这些举措充分说明了国家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到，我国金融产品和服务已广泛普及，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着金融普惠受众群体的消费方式，普惠金融的使用情况、可得性、质量三个维度有了进一步改善。

当下，我国普惠金融布局版图还存在哪些空白?接下来该如何发力?在近日召开的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浙江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小龙给出了他的答案，他指出：“得‘散户’者得天下。拥有小而散的客户是金融机构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普惠金融的重点在农村

王小龙表示，中小金融机构在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更有优势。普惠金融的重点在农村、在基层，普惠金融所面对的服务需求大多是小而散，并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就意味着做普惠金融必须先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但单从成本收益上看，这项工作并不划算。“大型银行由于实行全国统一的考核体系，偏远地区网点的人均效益远低于城市网点，所以大型银行一般较难将资源配置到这些角落，有的甚至干脆把网点撤离一走了之。相比之下，中小金融机构只要利润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就愿意在当地扎根，这正是中小金融机构应该发力的主阵地。”他说。

当前，金融科技的应用逐渐成为普惠金融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解决成本效率问题上有巨大的优势，各金融机构也在及时地跟进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实践。在这方面，王小龙认为，金融科技不可能解决线下的所有问题。他举例说，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信息对不对、数据增不增，都需要客户经理挨家挨户上门才知道。这个时候，农信机构人熟、地熟、网点多的优势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义无反顾做农村金融的最后守望者。”王小龙介绍，浙江农信在系统性推进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把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攻坚“最后一公里”作为重中之重，收获喜人成效。

目前浙江农信有4200多个营业网点，1万多个“丰收驿站”，“丰收互联”APP覆盖全省1750万客户，基本实现了基本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普惠愿景。“我们浙江每10位老百姓就有8位是我们的客户，每6户家庭就有1户获得我们的贷款。”王小龙说。

扶贫要有阶段性

浙江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扶贫工作也走在前列。在“扶贫的金融方案”主题论坛上，王小龙说，农信社成立的初衷就是通过合作金融的方式，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一直以来，农户贷款特别是扶贫性质的贷款基本上由农信社承担。这充分体现了农信将服务挺在最前面的情怀和担当。

在国家推进扶贫攻坚的规划下，金融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探索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方案?结合浙江农信的金融扶贫实践，王小龙认为，第一，精准扶贫必须紧密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扶贫工作需要财政金融的大力支持;第二，金融扶贫必须因地制宜，创新产品和服务;第三，金融扶贫的内涵必须不断地深化。“因此，金融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扶贫有阶段性，但是金融服务永远在路上，最终的目标是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王小龙总结道。

在谈及中小金融机构该如何在致力于脱贫攻坚，发展普惠金融时，王小龙认为，金融机构的积极作为是需要的，同时也需要建立起能够与改革发展相配套的体制机制。

“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包括政策定位和市场定位。在政策定位上，应当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确保中小金融机构不跨区域，坚持主业，做自己该做的事，把服务做到极致。在市场定位上，中小金融机构应明确主要服务对象，找准发展空间，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实现商业的可持续。”他指出。

具体到农信社方面，王小龙表示，他赞同中央提出“保持农村信用社现有法人地位和数量的总体稳定”的说法。“当前最迫切的是如何将中央反复强调的这一政策真正落地，这既需要制定配套的监管政策，对农信社业务范围进行严格的规范，也需要在准备税收、业务准入等方面予以一贯的优惠政策支持，这离不开有关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