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上,已经活力四射,非常领先,但在宏观政策层面,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日前,浙江省联社理事长王小龙在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以实践经验为出发点,探讨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指出,中小金融机构应明确自身定位,将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大有可为。
普惠金融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普惠金融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普惠金融,顾名思义,一个是‘普遍’,就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得到金融服务;一个是‘惠及’,就是要让老百姓负担得起金融服务。”王小龙说,“当前,我们国家金融的主要矛盾,不是供给总量不足,而是供给结构不够合理,供给和需求存在错配。”
一头是天量的货币供应,另一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金融创新过度,大量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内“空转”。一头是银行业的竞争非常充分,另一头仍有大量的有效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些真正需要服务和支持的薄弱环节,比如“三农”、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往往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得不到充分服务。
对此,王小龙表示,发展普惠金融,实质上就是要推动金融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让更多老百姓能获得金融服务,并且负担得起金融服务。这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浙江农信的普惠金融探索
王小龙分享了浙江农信的普惠金融探索之路。
“浙江农信已有65年的历史。农信社为农而生,因农而兴。一直以来,我们做了大量别人不愿意做,也做不了,但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说又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坚持‘三做三不做’,即‘做小不做大、做土不做洋、做实不做虚’。”王小龙强调,“正是有这样的情怀和决心,农信社从短期看或许做了‘亏本生意’,但从长远看实现了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十二五”期间由于经济波动等原因,许多银行机构遇到了较大困难。但数据表明,浙江农信不仅很好地履行了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也有效规避了经济波动的风险,实现了商业可持续发展。
王小龙说:“‘十二五’期间,浙江农信每年的市场份额都在持续上升,无论是规模、质量还是社会效益,都是非常不错的。在普惠金融服务上,浙江农信金融服务5500万个人客户和63万中小法人企业客户,承担了二分之一的农户贷款、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贷款。”
据记者了解,在普惠金融工作上,浙江农信在2013年率先全国实施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构建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服务体系。目前全系统共有4200个营业网点,服务覆盖到每一个行政村。同时还创新产品和服务,例如打造了互联网平台——“丰收驿站”。
“G20峰会召开以后,浙江农信启动了新的普惠金融五年行动计划,主要战略是社区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双轮驱动,在智慧普惠、绿色普惠、精准普惠、共享普惠上不断加大力度,努力把普惠金融这项事业干得更好。”王小龙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信心。
进一步明确中小金融机构定位
浙江农信的普惠金融实践证明,中小金融机构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必须进一步明确其定位。
的确,我国历来不缺大银行,缺的是定位清晰、特色鲜明、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小银行。王小龙将金融比作经济的血脉,“大银行、大金融机构相当于人体的主动脉,中小金融机构相当于毛细血管。没有这个毛细血管,就实现不了边边角角的普惠。而中小金融机构由于机制灵活、决策链短、地缘人缘关系紧密、产品服务更接地气,与大银行相比毫无疑问更具有优势。”
对此,王小龙认为,当前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小金融机构的定位,既包括国家的政策定位,也包括自身的市场定位,这是做好普惠金融事业,保障金融业稳健发展的治本之策。
“一是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布局的顶层设计,这一点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有部署。我们会发现全国五大国有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几百家城商行、两千多家农商银行(农信社),都是往大的方向去做的。”王小龙说,“如果是这样,未来所有的银行机构都想成为大银行的总趋势是不变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银行可能越来越多,而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定位不清,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同时,王小龙强调,必须正确处理好服务、风险、盈利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服务是国家与社会的需要,防控风险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过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处理好的。跟国际上比,我国的金融机构享受着较高的盈利水平、不错的员工收入,但是提供的是成本高且覆盖窄的金融服务,这是需要高度反思的。“我们要把服务挺在最前面,进一步提高对金融业社会责任与公益属性的认识。”
王小龙还建议,必须要有一贯而明确的优惠政策支持。在他看来,普惠金融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公益属性,适度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措施是非常正常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政策不一致,很多农信社改制为农商银行后,实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普惠金融服务属性,但存款准备金率、税收等优惠政策却未能延续。我认为这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