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供给侧改革在农村领域中,包含县域地区的房地产问题、农业产品产业结构性和政策性产能过剩问题等。”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霍学喜指出,我国供给侧问题是,长期以来,经济的重点在供给侧,但刺激在需求侧。比如加大出口、优惠的房地产信贷、家电下乡等都是以刺激需求为主的改革,导致目前的产能过剩,供给做得很大。这是政策性作用的结果。“在农业领域里更是这样。比如在收购粮食时,由于国内种粮成本高而国外规模化生产明显降低成本,使得形成国内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农产品价格倒挂。所以国家存储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因为进口便宜,很多都靠进口。但这种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所以2014年提出目标价格改革。”霍学喜说。
他认为,首先需要认清农村的供给侧改革中农业的改革有十分突出的问题,农业去产能对涉农企业、农民以及农村金融机构都有一定的影响。
事实上,农业跟制造业有很大的区别,农业领域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战略核心都是初级产品,比如粮食、油料、婴幼儿和老年人的乳制品、猪肉等。“目前,几乎所有的涉农企业目前都面临极大的困难,赚钱的行业只是高价值产品,不是生活必需品。这就涉及到农村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霍学喜强调。
在霍学喜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或者利率政策的改变就能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这已经涉及到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可以看到,其实针对农村农业产业链的末端环节,现在政府各部门如农业部、供销总社、财政部、商务部等都有相关的项目支持,但绝大部分没有太好的效果。简单来说,政策设计没什么问题,但执行就很难了,效果是扭曲的。”霍学喜解释到。
此外,霍学喜表示,改革中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绝大多数涉农企业管理体系不完善,治理结构不好;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不足,适应不了电商的冲击;地方政府强制推广不符合当地实情的产业,无法因地制宜。
那么,想要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霍学喜认为,首先要认清楚农业出现的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重大政策没有有效适应国内与国际农业市场的变化,二是地方政府对市场扭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表示,我国农业供给侧问题需要从讨论创新和结构优化入手,通过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来达到这个目的。
“改革创新是老生常谈,现在问题是创新基本上还没有发力。”霍学喜道出了他的担忧。
再来解决金融供给侧不足的问题。
“金融供给侧改革就是,该去投入的产业、企业金融机构就该大力支持,该退出的产能过剩的行业金融机构就不需要再继续投入。”霍学喜说,中央改革的路径是比较清楚的。实际上,解决金融供给不足是很简单的,理论上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再贴现,并使用低的基准利率就能实现。
“这在美国就很管用,但在中国就失灵了。与美国银行靠中间业务赚取利润的模式不同的是,在中国商业银行获利主要靠利差。央行采取双降的措施,这就包含了降准的杠杆。而这个货币政策从发挥效应到商业银行这里基本上就抵消完了。”霍学喜认为,想要行之有效,就涉及到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问题了。机构庞大、针对这种变化的主导金融产品创新滞后,这都是商业银行需要改的地方。
“但我不是在批评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资本市场的设计和效率不高,因为商业银行的主体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这种性质的银行一方面受制于行政法规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制于市场法规的限制,但这些法规是相互存在一定矛盾的。同时,现在的市场是缺乏竞争的,垄断性太强,这也导致现在就是出台什么政策都扭曲。所以外国有很多专家建议,是否可以将大银行的分支机构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机构,来促使行业充分竞争。”霍学喜解释,正是由于国内商业银行这样的运营模式,使其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中在选择自我保护的情况下缩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这使得小微企业成片倒闭或亏损。“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达到60%,现在一批一批的倒下,这就不光是经济问题了,还涉及到就业问题,这就成了社会问题了。”他说。
同时,这导致了我国金融服务农业体系设计滞后。我国的农户是小规模经营,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服务对象分散、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而商业银行现阶段的运营模式,使得其无法接受这种形式带来的风险。霍学喜认为,合适的商业模式创新我国市场中还是死角。“国外推行合作金融,将农户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中起来,合作社作为农户的代言人和银行谈合作。这是我们可以参考和借鉴的。”霍学喜建议。
另外,霍学喜还认为,商业银行介入农业、农村还取决于产品创新,这是一个商业项目的核心内容。但适合当地农村、农业发展的金融产品确是我国市场中的短板。“以农行为例,分支机构没有产品设计权,那么总行设计的产品如何适应基层市场?”霍学喜提出了疑问。
互联网金融也是需要考虑在农村的供给侧改革中的。对此,霍学喜建议,要建立农村居民信息数据库,加强农村信息环境的升级改造;建立起数字管理系统,做好信用风险防范;开展适合农村地区以产品创新为载体的商业模式创新,包括风险监管、产品保障、支付体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