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良：关键在于破旧立新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观来看是解决我国供需不匹配问题，而从长远来看是为经济中高速增长寻找新动力。因此，供给性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破旧立新”，完成好“新”、“旧”之间的过渡。

近日，宗良接受了《农村金融时报》记者的专访，阐述了供给侧改革各方面的难点和应对之策。

《农村金融时报》：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16年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任务，可否阐释一下这五大任务的内在联系?

宗良：这是中央在统筹考虑国内外形势，针对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生产端上进行的调整：五大任务相辅相成，环环相扣，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组成的“三去”是针对企业而言的。产能过剩表现为产品滞销，由此产生高库存问题，企业在低销售情况下必会出现入不敷出的资金紧张问题，大多只能选择贷款的方式维持企业基本运转，由此就会加大企业的杠杆率。同时产能过剩的金融镜像便是债务高企，过剩的产能和债务就是同一张资产负债表的两面，二者同时出现、同时消去。

降成本的“一降”不同于“三去”，是面向实体经济中的所有企业，目的是为供给侧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主要方式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各种税费、社会保障成本和融资成本等。

补短板的“一补”是从产业链上考虑的。补短板补的是指有效、高端供给。“补”不仅是指“无中生有”，还包括“转型升级”。前者是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而言，后者是针对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而言。

综上，五大任务是围绕着“破旧立新”下的供给侧改革进行的加减乘除法调整。这五者缺一不可，合力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打造新动力。

《农村金融时报》：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的难点所在?亟需出台哪些政策?

宗良：去产能的难点在于如何让地方政府和银行愿意放手。地方政府出于保GDP、保税收、保就业的考虑，尤其不愿面对企业破产，因为员工安置不仅会增大维稳压力，还会在医疗、养老上增加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其次银行也不愿不良贷款过快暴露。当前银行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迫于责任追究和控制不良率的压力，不希望企业破产导致隐性坏账显性化。

若想解决，就要为地方政府和银行重建激励约束机制。对于地方政府，其对传统落后产能的关注，主要源于财政分税制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继续加大财税制度改革。对于银行，首先要帮助银行处理去产能造成的大量坏账，加大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创新，在资产证券化、转让或回购、第三方转移、信托等方面上进行制度创新。

去杠杆的难点在于解决杠杆转移问题。2015年加大去杠杆力度，然而全社会债务占GDP比重继续上升，杠杆总水平持续增加。在全社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需要合理引导各方投资行为，在全社会角度考虑去杠杆问题，而非关注一两个行业，否则就会出现“压下了葫芦起了瓢”的杠杆转移现象。

减成本的难点在于政策落实。目前来看，减成本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转变政府职能，降低交易成本;营造公平环境，降低税费负担;精简“五险一金”，降低社保成本;让利实体经济，降低财务成本;推进电价改革，降低电力价格;改革流通体制，降低物流成本。这些政策的改革方向虽都紧扣现实问题，但在具体落实上，会因相关的现实利益而难以推进。

补短板的难点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我们对于创新的饥渴有可能会形成全社会对于“新技术”的趋之若鹜。光伏产业的过剩就是一个警钟。如何避免政府越扶持产业越衰败，就需要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补短板中应注重市场化导向，利用市场优胜劣汰机制，选出有市场竞争力，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动力”。

《农村金融时报》：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可以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哪些金融支持?

宗良：一是发挥金融支持“三去”的重要作用：对市场供大于需的行业通过银行信贷来限制，对需求旺盛的行业要用信贷来扶持。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引领信贷资源逐步从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行业退出。支持并购重组方式创新。为国际产能合作中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的“走出去”提供合理的融资便利;加大对保障性住房贷款的支持，及时跟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为“新市民”落户提供相关资金支持;杠杆率高是以往长期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不断积累的结果，可以借助资产管理业务提供直接融资。通过广泛投资实体经济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实现直接融资。

二是努力降低融资成本。金融机构应在降低融资成本上发挥作用。截至2015年12月份，企业融资成本为5.38%，比6月份下降84个基点，比2014年同期下降169个基点，取得了一定效果。未来还应在这方面下工夫。

三是助力企业补短板。金融机构对于具备发展前景的企业和符合国家政策的项目，要扶上马、送一程。通过结合“双创”和“互联网+”新趋势，借助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加大在创业金融上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