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持续扩大 专家建言锚定提升实操能力以增强市场投资信心

    本报记者 田鹏

    6月26日，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州市政府出资50亿元设立科技创新母基金，持续发挥母基金的放大效应，引导投早投小投科技。同时，200亿元的广州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金已正式启动。同日，上海浦东新区与海通证券签约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海通引领区产业引导母基金，经初步估算，未来三年浦东引领区基金下设的三大产业引导母基金有望吸纳撬动约1000亿元的子基金群关注浦东。

    近年来，随着基金招商模式升级和财政补贴转股权投资模式的推广，以创投基金、产业基金和专项基金为主要构成的政府引导基金愈发成为各地立足地区产业链，打造循环资金流的有效抓手。

    科创中国高丞乡创服务团团长孙文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引导基金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为目的，通过地方政府出资引导，吸引社会资本以形成杠杆效应，进而实现地区内“招商、育商、造商”的效果。

    多地更新政府引导基金计划

    近年来，各地政府围绕推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纷纷在本土产业链基础上建立创新性招商体系，通过基金等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证券化，实现招商资金的有效进出。目前，已基本形成由锚定培育初创期高科技项目的创投基金、聚焦产业赋能和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产业基金和专项基金所组成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

    据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中国母基金全景报告》显示，2022年新发起成立的母基金共113家，基金规模合计达5473亿元。其中，市场化母基金10家，涉及金额764亿元；政府引导基金103家，涉及金额4709亿元。

    今年以来，多地政府引导基金成立步履不停。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年内已有北京、广州、深圳、上海、重庆、武汉、杭州、大连、西安等地更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计划，涉及相关基金逾26只。

    对此，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方面是基于当前经济形势，着力扩大投资，通过扩内需来推动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流向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等重点领域，不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长期增长动能。

    从基金类型来看，上述政府引导基金多为聚焦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项目、科技创新领域的产业基金。例如，陕西省政府投资签约的9只引导子基金主要投向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大连市政府将设立大连市政府引导母基金，首期规模100亿元，主要投向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安徽出资500亿元设立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等等。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产业基金的范围更广，更注重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上的延链补链，其主要目标是打造本地支柱产业；专项基金则是专注于特定领域或主题投资的基金，例如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基金、乡村振兴专项基金，其主要目标是解决本地区产业发展的难点或重点问题；创投基金一般专注于成长期高新科技企业的投资，其主要目标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虽然政府引导基金有不同类型，但核心职能皆是带动地方GDP、财政收入和就业。”360数字安全集团金融支持部总监唐川补充表示，上述几类基金都有“股债联动”的投资方式，具备了相对灵活性，也是各类基金管理人和企业均愿意接洽的一种投资类型。

    提升实操能力畅通退出渠道

    在政府引导基金刺激带动市场资金循环的同时，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暴露出因缺乏实操能力，导致大量为资本招商设立的产业基金成为僵尸基金、问题基金，从而加重地方财政负担等问题。

    唐川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限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在招聘市场人才方面往往会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很多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人员不具备市场实操能力，这就会令基金管理陷于“刻板化”，而对当前的市场机遇、市场风险把握不当，最终造成相关基金操作失误。

    叶银丹补充道，当前政府对基金的约束监管较多、市场化程度不足、基金募资困难、可投标的物缺乏、退出渠道不畅等各类问题，不利于政府引导基金高效服务产业发展、提高投资增速等，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信心尤其是民间投资信心。

    在此背景之下，对于政府引导基金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迫在眉睫。唐川建议，短期来看，地方政府需要和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合作，充分引入市场经验以提高基金使用效率；长期来看，还是要优化人才选用、人才管理机制，使行使市场化职能的岗位更具市场吸引力。

    针对市场化程度不足、退出渠道不畅等问题，叶银丹建议，首先，完善退出配套政策制度，加快审批速度，减少退出成本；其次，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保护产权、促进产权交易、增强股权转让交易信用。同时，发展多层次退出渠道，转变基金退出方式，加快新三板创新层、科创板市场的培育，规范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环境，探索S基金等新型退出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