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率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40年平均39.2%的全球最高投资水平，得益的正是那41.4%的高储蓄率。正是高储蓄，才使得中国可以实现高投资。

    韩和元

    2月4日，在“2023（首届）长白山高峰论坛”上，中房集团原董事长、汇力基金董事长孟晓苏以“房地产发展与金融创新”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对于自己此前曾说的“去年中国老百姓新增存款15万亿，拿出1/3买房装修，中国经济就能恢复”，此次论坛上，孟晓苏也进行了回应，他表示，解决恢复和扩大消费、解决支持住房改善，就是需要有钱的老百姓拿出钱来。

    事情缘于1月8日第三届南方财富峰会上，孟晓苏提出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2022年中国老百姓存款增加了15万亿，如果拿出三分之一的存款，恢复对房子的购买、装修和其他的购买，中国经济就能恢复。孟晓苏此言一出，便迅速红遍网络，义愤填膺者有之，调侃自嘲者亦不乏其人。对于孟的此番言论，大加抨击的不独普通网民，不少专家学者也予以了反驳。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就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总想把居民的储蓄转换到消费市场上，这思路总体上是有偏差的。

    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经济学家、日本经济腾飞之父都留重人（ShigetoTsuru）教授就曾指出，当产业出现了典型的结构性变化——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更多的资本装备时，如果没有足以促进这种结构变化的投资，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根据增长率的一个公式，即增长率为储蓄率与资本系数之比（G=α/β），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要想维持特别高的增长率，就必须有较高的储蓄率。

    而都留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又缘于经济学里的一个著名恒等式：储蓄等于投资。此等式最初由凯恩斯于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里提出，之后便在学界流行，到今天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凯恩斯在提出这个恒等式之前，对它的宏观经济基本概念做出了定义。主要是：

    ——总收入。就是全社会一定时期的收入总和，它等于“企业家的收入”加上“其他人的收入”。“企业家的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卖掉的制成品的卖价超过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A代表该时期的全部销售量”，直接成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A而消耗掉“使用者成本”，也就是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设备等资本价值，用U表示；另一部分是“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等于要素成本”，用F表示。所谓要素成本也就是企业家付出的地租、工资、贷款利息等，它们是土地所有者、工人和银行家的收入；显然，总收入=企业家收入+其他人的收入=（A-U-F）+F=（A-U），所以，凯恩斯说“总收入等于A-U”。

    ——储蓄。“储蓄的意思是收入超过消费支出的部分”。

    ——消费。“对整个社会而言，一个时期的总消费（C）等于∑（A-A1）（式中∑A是一个时期的总销售量，而∑A1则为企业家之间的购买量”。所谓企业家相互之间的购买量A1，指的是生产者之间相互购买生产资料的量。如果企业家购买的是消费品，他就不是作为企业家，而是作为消费者。而总销售量由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资料）构成，这样，A-A1就是消费品的量或消费量。

    ——投资。“总投资（I）则为∑（A1-U）”。既然A1是企业家投入资本买回的生产资料，而U是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那么在A1-U>0的情况下，所谓总投资（I），就只能理解为追加的投资。

    在凯恩斯看来，这些概念“都符合于常识，也符合于大多数经济学者的传统用法”，所以，“只要我们同意：收入等于现期产量的价值，现期投资等于没有被用之于消费的现期产量，而储蓄又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那么，“储蓄和投资的相等是必然的结果。简言之：收入=产量的价值=消费＋投资；储蓄=收入-消费；因此，储蓄=投资”。

    而在论述中我们“一律省略掉∑”，直接用凯恩斯定义的字母表述总量概念，也一样得出“储蓄=投资”这个恒等式：因为，收入=A-U；消费=A-A1；按照定义，储蓄=收入-消费=（A-U）-（A-A1）=A1-U；按照定义：投资=A1-U，所以，储蓄=投资。

    对于凯恩斯的很多观点，我们确实不能苟同，譬如他过分注重经济的短期行为，而忽略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这与他的哲学观密不可分，他曾说过一句直观、生动的名言：“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thelongrun，wearealldead）”。正是这种哲学观，导致西方世界政府的行为，往往倾向于只顾眼下，“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我们也有理由，对他推崇的干预主义予以抨击。但在储蓄=投资这一恒等式上，我们仍然不得不由衷地认为他是对的。

    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就1960-198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之所以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都留重人教授在一篇论文里，将其归因为，当时日本的国内总储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要明显地高于其他工业国家。具体数值为：1964-1968年间日本的储蓄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为36.2%。而同期的美国只有15.7%、英国为18.8%、西德为26.7%、法国为25.7%。到1969-1973年间时，该数值分别为：日本39.5%、美国14.8%、英国19.2%、西德27.4%、法国27.0%。

    中国亦然。中欧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就认为，中国40年平均39.2%的全球最高投资水平，得益的正是那41.4%的高储蓄率。正是高储蓄，才使得中国可以实现高投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剑阁也认为，国民高储蓄率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摩根斯坦利的研究部也持有这一观点，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接近50%，家庭储蓄率约为收入的30%，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他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解释了，中国的经济为何在过去可以高速增长。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过度地老是打储蓄的算盘，这确实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知道，一国经济有所谓的三驾马车说，即消费、投资和出口。首先是我国的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长期低迷。其次是近年来受制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出口情况不容乐观。而正如前所论，储蓄事关投资，耗掉储蓄，意味着今后的投资也将不足。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