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隐债”征途未央——城投债务风险化解稳步前行

    “持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完善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日前，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媒体撰文谈及今年财政工作重点时，阐述了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下称“化隐债”）的思路。

    这对城投债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表态。近几年来，涉及“化隐债”的事件和政策并不少见，也屡屡受到市场的广泛热议。

    城投债是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少城投企业的债务依靠财政资金偿还或提供担保回购，实际上也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来源。

    Wind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2月18日，城投债存量为13.24万亿元，涉及债券17780只。而今年到期的城投债将有3968只债券，到期量2.97万亿元。

    持续推进的“化隐债”行动，给城投债市场吹来了暖风。而“化隐债”过程的节奏问题，正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

    “化隐债”进行时

    1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积极盘活各类资金资产，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意见》中还有一段关于“化隐债”的内容备受市场关注：允许融资平台公司对符合条件的存量隐性债务，与金融机构协商采取适当的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

    该《意见》的出台，对于拥有近3000亿元存量的贵州城投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贵州“化隐债”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国家给予贵州的支持也更加明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2月18日，贵州省存量城投债共395只，余额为2961.79亿元。

    贵州城投的债务情况一直备受瞩目。在《意见》出台前，近年来贵州省已出台多项措施推进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尤其是，2019年以来，贵州通过注入贵州茅台股权充实省级国资等一系列举措，来积极化解债务压力。

    贵州的“化隐债”只是近年来全国持续化隐债的一个样本。“随着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债务利息成本也在不断增长，为防范化解风险，逐步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是必然趋势。”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说。

    1月20日，广东省两会上提到，2021年广东率先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如期实现“清零”目标。2月9日，上海市财政审计税务工作会议称，将在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等财税改革攻坚上谋求更大突破。而去年，北京也与广东、上海一同成为“全域无隐性债务”的试点省份。

    对于大部分地区而言，“化隐债”的征程远未结束。不过，近年来各地也已取得不少成果。

    较早主动“化隐债”的典型案例是江苏镇江。2018年底，江苏省政府召开全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推进会。2019年初，镇江谋划作为地方隐性债务化解的试点城市，与政策性银行积极接触，争取超长期限的低息专项贷款，置换隐性债务中的高成本、短期限资金。

    “从各地实际操作来看，利用自身财政收入偿还、利用再融资债置换、盘活处理资产偿还以及金融机构参与化解等是比较普遍的方式。”国盛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杨业伟说。

    “化隐债”有效提振市场

    在地方政府纷纷出招“化隐债”的情况下，一部分地区的信用情况已得到改善。

    “地方政府积极化债的明确态度会有效提振市场。”YY评级研究总监裴武说。在他看来，城投债很难完全用市场化的逻辑去处置，需要一定的非市场化手段才能真实化解。

    “首先，政府得认账；其次，需要匹配所在区域的资源和能力去想方案。”裴武说。从这两个角度出发，也就可以理解1月底的《意见》出台后，贵州的城投债收益率稳定下行的现象。

    裴武说，积极的“化隐债”措施，是以地方政府作为责任主体，严格当地财政纪律，如落实土地出让金偿付比例、压降政府开支、积极争取专项债置换等，都能有效增强信用，压降利差。

    “城投债的风险如果想压缩，再融资的低息环境是必备的条件。只有降低债务增长的斜率，才能真正压低风险。”裴武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其态度和举措，逐步得到投资者认可，可以带来信用利差的压缩，实现债务真实压降。

    “在经过一段平台期之后，当经济增长斜率大于债务增长的斜率之时，债务本身就不会成为问题。”他认为。

    “这是一个逐步消解的过程，千万不要毕其功于一役。毕竟很多地方短期很难立即压降债务规模，但是可以逐步看到压降努力所带来的效果。”他说。

    杨业伟表示，对市场来说，“化隐债”减轻了城投债务压力，因而对城投信用状况是一个利好。

    “化隐债”须把握好节奏

    “节奏要把握好！”有市场人士认为，在“化隐债”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节奏过快，可能会产生瞒报等问题，而节奏过慢又会使融资平台的再融资受影响。

    “对城投来说，隐性债务化解会改善其信用状况，但其化解速度慢，又可能导致城投持续受到相关监管政策约束，再融资渠道不畅。”杨业伟说。

    杨业伟认为，对于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如何在保障地区正常发展的同时，获得足够的偿还隐性债务资金来源是关键。

    “不过，一些地方化债能力很难匹配，需要一定程度的政策配套支持。”裴武说，这是“化隐债”的一大难点。他认为，一些中西部区域，财力本身吃紧，存量债务问题完全靠自身消化并不具备可行性，从而一定程度上需要政策的配套支撑。

    “隐性债务化解不能一下子完全解决。如果求快，可能会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瞒报、漏报、低估问题。”他说。

    裴武认为，在“化隐债”的过程中，还需要警惕一些不合理操作，“名义上的隐性债务得到了化解，但是又增加了许多其他名目的融资，本质上风险仍在累积。”他说，针对这类问题，需要关注实质，而非形式，警惕在模糊的边缘来回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