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进一步流向大城市：常住人口500万以上城市达91座 地级市遭遇“缩水”

    2021年11月1日开始，我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入户登记启动。

    此次调查在北京市16个区抽取23万户进行登记，涉及340个街道和乡镇、3791个社区居（村）委会。从最新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北京继续坐稳我国人口“第三城”的宝座，但与成都的差距在缩小。不过，以北京为代表，我国人口流向大城市的趋势加剧：从七普数据来看，我国共有91个城市人口在500万以上（包括4个直辖市），这些城市的总人口达到7.85亿，占我国全部人口的55.63%，这一数据较2010年提升超过4个百分点。

    从拥有500万以上常住人口城市的数量来看，山东以10城位列榜首，广东、河南则分别拥有9城，并列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这91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并不均衡，过去10年，69个城市实现正增长，22个城市出现人口负增长。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过去10年大城市人口增长与否，与城市可以运用的资源息息相关。“比如，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长很快，因为其可以调动全省的资源进行支持，同时教育和资源也聚集在省会，这对城市吸引人口非常关键。”

    人口向直辖市、省会聚集

    过去10年，我国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

    在91个城市中，以厦门为代表的9个城市是新晋成员，但也有5个城市人口在过去10年人口跌穿500万大关，因此城市数量从87个增加到91个。

    重庆、上海、北京和成都的人口在2000万以上，广州、深圳的总人口在1500万以上，排名我国城市人口的1-6位。

    成功“晋级”的城市中，厦门从2010年的353.13万人，增长到516.4万人，增速达到46.23%。孙不熟指出，厦门尽管相对较小，但是行政级别高，是计划单列市。加上厦门的教育、医疗和城市环境在福建省内非常突出，使厦门吸引了很多人口流入。

    “同样的，省会城市也由于拥有较多资源和行政权力，过去10年吸引了很多人口。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这两年崛起的态势也很明显。”孙不熟说。

    在省会城市中，贵阳、太原就是典型，这两个城市过去10年常住人口增速达到38.5%和26.2%，在“晋级”500万人口城市中人口增速排名前列。

    在其他“晋级”的地级市中，不少都受到城市群和都市圈“辐射”，从而带动人口流入。比如，惠州、嘉兴、绍兴等城市成功“晋级”，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尽管同为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但是过去10年大城市人口增长，大部分是由直辖市、500万以上人口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贡献的：过去10年，这三类城市的总人口由2.82亿人增长到3.51亿人，增速达到24.5%。

    孙不熟认为，这背后的关键在于城市的行政地位，导致了城市的资源进一步聚集，从而引发了人口流入。“有些城市的人口也很多，但是行政地位相对不高，它们在大城市中缺乏人口竞争力，人口仍然会被省城虹吸。”

    数据显示，在91个人口5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有22个过去10年出现人口下跌，除了哈尔滨之外均为地级市，部分城市人口“缩水”超过10%。

    大城市如何提升生育率

    不过，在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另外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以应对人口增长？

    孙不熟指出，公共服务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每增加一个常住人口，就需要增加一笔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包括教育、医疗和交通等。

    以广州为例，11月2日，广州召开广州市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新闻发布会，宣布广州“十四五”期间全市将新增基础教育学位40万个，其中新增公办基础教育学位30万个。

    而在“十三五”期间，广州新增基础教育学位34.45万个，增长18.15%，年均增长率为3.63%。其中，幼儿园增加约12.93万个，增长29.05%；中小学新增学位21.51万个，增长14.80%。全市累计增加公办基础教育学位32.34万个，其中幼儿园新增10.86万个，增长72.83%；中小学新增21.49万个，增长20.38%。

    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大笔的投入：师资力量、办学场地、教学楼、设备等。广州提出，要强化教育规划用地、经费、师资保障，确保教育设施按标准配置、及时建设并投入使用。

    “很多城市其实很难拿出太多的财政投入，相对来说，省会城市更有优势，因此我更看好省会城市在人口上的增长，过去10年的情况就反映了这一点。”孙不熟表示。

    而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大城市的生育、养育成本非常昂贵，在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聚集的背景之下，如何提升大城市的生育率？

    “由于人口会跟着工作机会走，所以人口一定会向大城市聚集，目前这个趋势仍然会持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尽管大城市相对生育成本更高，但是大城市是更有财力和其他条件来提升生育率的。”

    黄文政指出，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这促使整个经济效率的提升。比如同样建一所学校，在农村建设的投入产出比相较低，大城市则更有能力去配置相应的资源。

    “大城市可以多建幼儿园等基础设施，而配置好这些条件，对于生育率的提升是非常有效的。”黄文政表示，另外大城市也可以使资源进一步向多子女的家庭倾斜，包括现金补贴等。

    但他指出，由于提升生育率是一个短期看不到成效的事情，同时大城市更有能力从其他地区虹吸人口，这些城市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提升生育率，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通盘来考虑相应政策。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黄文政认为，一方面，国家可以将地区生育率纳入到考核，另一方面人口流入地应该对人口流出地进行一定的补偿，否则人口生育成本更低的小城市也没有太大的动力来提升人口出生率。“总而言之，要通过激励机制，让个人、人口流入地、人口流出地都能够获益，使提升人口生育率的成本与收益更为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