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留学生养家录

    留学生挤出官费或者通过打工、撰稿等其他途径筹款寄钱养家的，所在不少。

    我曾在《君子近庖厨：民国留学生海外自炊录》中说到大诗人朱湘留美期间，被迫从官费中挤出钱来寄回国内赡养妻女，以至度日艰难。确实，诚如潘光旦所说，一个月八十美金的官费，在美国西部留学、生活，由于物价便宜，每年可以节余一半以上寄回国内，甚至有不用寄回养家，同时又藉口拖延留学时限，因此而积蓄下来发了小财的；而在美东，则只能勉强维持，在英伦十三州更是过得日子紧巴巴的。朱湘先后留学的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均属美东，因此其艰难异常。

    其实，留学生挤出官费或者通过打工、撰稿等其他途径筹款寄钱养家的，所在不少，大名鼎鼎的胡适，也曾设法接济家用。如他在1914年3月12日的日记里说：“为《大共和日报》作文，以为养家之计，今久不作矣。此亦在二故：一则太忙，二则吾与《大共和日报》宗旨大相背驰，不乐为作文也。惟吾久不寄家，每得家书、未尝不焦灼万状，然实无可为计。今图二策，一面借一款寄家而按月分还此款，一面向大学请一毕业生助学金。二者非所乐为也，而以吾家之故不能不为之。”他似乎主要是靠稿费接济家用，稿费不继时，确实靠借贷维持；3月14日的日记即有及于此：“此间商人FredRobinson君慷慨以二百金相借，今日急入市以百金寄家，以九十金还债。”为了养家，有时真是陷入了拆东墙补西墙东借西凑的窘境。故他5月9日颇为意外地获得五十美金卜朗吟奖赏征文奖金，不由大喜过望：“余久处贫乡，得五十金诚不无小补。”其实，胡适的母亲并没有要他寄钱养家，只是曾于1911年8月10日写信告诉他，家中颇形拮据，若有余钱，便寄一些做家用，而不可以乱花。由此也可见胡适主动承担家庭义务的旧道德风范！

    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教授1921年至1928年留学美国期间，前两年有留美归国的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先生每月汇去绰绰有余的定期生活津贴，“使我足以有充足的储蓄汇国内，资助我的未婚妻娜拉（王静英）在上海接受教育”，那可不是一般的养家啊。可惜的是两年后，随着穆先生棉纺工业方面的破产以及担任董事长的上海棉制品交易所投机失败，自顾不暇，只好通过打工维持自己的学业及资助未婚妻的学业。

    著名生物学家李先闻获庚款公派于1923年至1929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就曾自省到当年自己乱花钱不顾家，公费“每月八十元，只花四五十元就行，多余的钱，并未寄给家里，有时借给同学用掉”，而想到他当年由清华回乡时，母亲在他袋里发现几块银洋，都拿去当家用的困苦情况，不由心惭；特别是有一次他通过打工积存下二百美元，寄给叔父，并请他转寄一百元给他父亲，“后来知道四叔接到我寄回的钱，感慨得哭起来了”，相信他自己也会惭然泪下的。

    著名的早期共产党人郑超麟留法时，则曾被动养家。他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因为当时福建在陈炯明的控制之下，而陈的政策是政府每年资助三百块银元。三百银元在法国是什么概念呢？郑氏自己有详说。他说大战以前，中国使用的墨西哥银元，每元可兑二个半佛（法）郎。1919年，维尔塞和约签订之年，他们在香港时，每元可兑八九个佛郎。次年，佛郎大跌价，每元可兑至十五佛郎。他们到巴黎时，华法教育会派的招待员吴铁生跟们说巴黎生活昂贵，每个月需要三百佛郎了，“但是三百个佛郎不过中国三十块钱，这点钱在上海也是不够生活的”。其实按当时的汇价，三百法郎还不用三十块银元。所以，他那时可以一心一意读高中准备考大学而不需要去工厂做工。可是从1921年年底起，三百元官费被父亲领作了家用——“地主家庭破产到了这种地步！”——分文没有寄给他；“听说，我的伯父为此同我的父亲大闹一场。但有什么办法呢，一家人饿死何如一个人饿死。”这笔钱他父亲一直领到1924年他从莫斯科回国，也确实对养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