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事论事也是一种智慧

    只要把出租房安全隐患硬性消除即可，至于房子大小、租客是否有足够的居住舒适度，都交给市场解决。

    大城市房租贵，核心城市房租就更贵，“居，大不易”。

    对那些经济不宽裕却又离不开或者不愿离开者而言，租住在这样的城市，生活成本就很高——不惟物质的成本高，精神的成本也高。城里的房子租不起，当然只能往城外搬；城外的房子也变得高不可攀了，本能的反应，就往更远处搬。

    不想往远处或者更远处搬，当然还有变通之法，即一套房两人、三人、四人合着租；如果合租还嫌贵，两个人住一间房也能凑合，总归要比大学宿舍宽松些。租客有需求，房东当然就会想办法。一套几室一厅的房子，那个厅就会被隔出来租给人住，大一些的厅或者居室，甚至还能隔出“房中房”。于双方而言，这应该算是好事吧，在租客个体实现节支（个体隐私也得到适当的照顾）的同时，房东也实现了增收，交易对手达成可贵的双赢局面。

    合租，当然没有一个人住一套房的体验好，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包括个人和社会），这样的选择虽然比较无奈，但也有其合理性。老徐就认识好几个这样的“租客”，在老家或者小一些的城市里，都建了或买了很不错的大房子，但许多年来，他们“甘当”合租客，“咬定”北京不肯走。

    香港有一种名曰“劏房”的房子，其实就是“房中房”。原本就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为了多招租也好，为了“照顾”特定租客的支付能力也罢，再分成更狭小的两间房、甚至几间房。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无论租客还是观者，当然都不好谈什么感受；但身处特定的城市、特定的历史时期，“劏房”也有其特定的、无可替代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各方“心往一处使”而获得的一种妥协，为了取得普遍可接受的、暂时的平衡罢了；于是，“劏房”也就有了特定的历史的意义。

    这样的平衡，虽然注定是“短暂”的，但具体到这种平衡里，作为个体感受起来，又是异常“稳定”的。要打破这种平衡，骚扰式的外力，几乎发挥不出作用；爆破式的外力，虽然可能带来显著作用，但旧平衡破除之后的新平衡的建立，成本也将是巨大的，支付起来肯定有难度。如此局面，对所有身处其中者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无奈。这种生存状态和由此导致的精神状态，肯定能经常性地触动人的心弦。

    而心动往往会带来行动。面对这种无奈，身处其中者除了坚韧地持续忍耐之外，还有别的路径可选择。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想有所改变，路径肯定不止一条。

    历史上、现实中，从来不乏不甘心者、同情者、欲建功业者的或主动或被动的作为，借了各种各样的“好时机”、“坏时机”、甚至“理想趋势”，而大刀阔斧地推动这种无奈下实现的平衡的被打破。如此操作的结果，布局不合理、甚至不人道的“房中房”，当然可能马上就绝迹，但也毋庸讳言，大动作对相关市场的扰动也很大，租客的租房成本增加，随后导致生活成本也提高。

    其实，改变或许还有别的比较“柔和”一些的选择。比如，仅仅对所有出租房屋安全隐患做全面排查和限期治理，并随之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只要把出租房的安全隐患硬性消除即可，至于房子大小、租客是否有足够的居住舒适度，都交给市场解决。如果硬性干预，在条件不成熟或者条件已经变化的情况下，虽然能有一时之功，但终究难有长久之效。

    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苏州市出租房屋居住安全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使用面积超过12平方米的起居室（厅）可以隔为一间居室单独出租，即业主可以把客厅单独隔成房间，单独出租。如此规定，大约也能算作一种适时、适当的妥协——对市场、对房东、对租客、或对别的一些什么。这样的妥协，也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出了一件事，就认真且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件事，对超前、超范围的措施，慎之又慎。这样的态度，在应对复杂环境和形势时，无疑就比较稳妥。